以前的诺贝尔奖老让中国人添堵，现在莫言获奖中国人终于可以激动一把了，其作品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洛阳纸贵，全国人民趋之若鹜，争相阅读。我自然也难免俗，拜读了莫言的名作《蛙》。该文讲述一位杰出的妇产科医生姑姑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曾经铁面无私，严格执法，导致无数未出生的或者已经出生的生命丧生，甚至母子俱丧，全家遭受灭顶之灾。到了晚年，姑姑回想自己的罪过，无限悔恨，只得以捏泥人来进行心灵的自我救赎。

　　看完这篇文章，我不禁迷惑：人的生命尊严在和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到底孰轻孰重呢？民生福祉和国家利益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吗？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是否该得到尊重呢？

　　作为每个普通人，传宗接代似乎自古以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显然并不仅仅是个封建残余的理念问题，而是人的生存权的一种体现。即使在动物界，生存也是最高法则，为了繁衍生息，有的雌性动物甚至把雄性吃掉，繁衍需求显然高于个体生命的存在。生存权的研究早在多年前就是中国学者对付外国学者的一个利器，成就了不少中国学者。但是，在计划生育的政治任务面前，繁衍权似乎远远没有完成任务更重要，所谓“上吊不解绳儿，喝药不夺瓶儿”，无数的家庭在这种极端残酷的高压政策下家破人亡，姑姑作为一个出色的妇产科医生，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曾经将孕妇赶到河里淹死，曾经将无数即将分娩的生命扼杀，她自叹双手“沾满了腥臭的鲜血”。

　　尤其是在中国的养老制度还不健全的时候，这种计划生育制度存在残酷性的同时还充满了欺骗性。一开始宣传说：没有孩子不要紧，国家给你养老送终。后来，又说：养老不能单靠国家，要自己承担一部分。再后来又说：养老金缺口太大，要延长退休年龄。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道理都在你那里。人民群众哪有说理的地方。现在看看，过度严厉的一对夫妇一个孩的政策已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失独老人、空巢家庭、老年社会的提前到来等等社会问题都将接踵而至。

　　现在看来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实在值得怀疑，为了这种未必合理的政策，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无数的姑姑陷入深深的自责。当然，在当时政府未必能认识到政策的非理性，但是，作为人民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无论在制定什么政策的时候，是否应当考虑人民的感受、群众的意志？

　　现在看来，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似乎依然遥不可及。我们看到，“表哥”杨达才在网友千呼万唤之后才被撤职，我们在感叹网友的执着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为什么网友随便一拍就能揪出贪官，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达官显贵专门司职于此的却熟视无睹呢？

　　多少年来，舆论一直在呼吁官员的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但都是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可见舆论的要求、群众的福祉、社会的责任在一些掌权者的脑海里实在是无足轻重。这一段时间CCTV一直在做是否幸福的调查，问莫言是否幸福，莫言说：“我现在是忧虑重重，怎么可能幸福呢？”这种感受可能全国绝大多数都是感同身受吧。750万元的诺贝尔奖，在北京仅仅能买个120平方的房子，还可能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泡汤，诺贝尔奖获得者尚且如此，我们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儿、土里刨食的普通老百姓自然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怪不得CCTV记者问到一个老者是否幸福的时候，他似乎耳聋，说：“我姓曾。”

　　幸福感必须要有物质生活的保障，同时必须有社会分配的公平，还必须有人民心理的宁静，莫言说幸福必须要没有心理压力，正是此意。可是全国人民除了既得利益者之外，谁不是亚历山大、忧心忡忡呢？

　　社情民意、人民福祉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应当是首先考虑的问题，似乎天经地义，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看到某些官员竟然说什么“你是替共产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显然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对立起来了。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少数，但是这是部分人的真实的心理写照，在他们心里哪还有人民呢？

　　扯得有些远了，还是回到姑姑吧。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为了执行政府的政策违心地执行命令，到了老年难逃良心的责问。我们在为老人太息的同时，也该考虑考虑我们自己的眼前，是否还存在着这样的不如人意？我们是否也可以问一句：我幸福吗？

　　幸福可能是每个人的愿望，但是不如意总是如影随形，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个人，但愿这样的不如意越来越少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