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这一部近代性小说主要通过小说人物“我”的奶奶——戴凤莲，以及“我”的爷爷余占鳌这两个人之间在19世纪发生的故事，热情地谱写了一手发生在山东省的关于生命的红色的赞歌。《红高粱》这部小说的主线是由小说人物“我”的“爷爷”余占鳌率领的武装压击日军的全过程，除此之外还有一条辅线，辅线是“我”的“爷爷”余占鳌和“我”的“奶奶”戴凤莲之间发生的动人的爱情故事。而整部书的故事发生的最主要的小说取点是莫言心中的——高密东北乡。在这部小说中，这些主要人物里既有自发反抗的造反势力，也有混乱和无纪律的地方性首领，每一个人物都在“我”的叙述下逐渐变得饱满而立体。在莫言先生的笔下，这些主要人物一反其他小说的常态，他们并没有所谓的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主动意识，但是，他们为自身的生存而抗争，为自身的生存而反抗。这部小说在叙事的人称上，即使用第一人称，也使用第三人称，两者叠合交汇在一起。在表达语言的运用上，在这部《红高粱家族》中，不难看出莫言在极力的追求着一种富有力度的表达，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服从着主题的自由创造以及文章对于读者的审美快感。它将感觉放在第一位，极其大胆的运用着丰富的比喻、夸张、通感等一系列修辞手法，更突出的，是莫言对于语言色泽的自幼选择和气势的逼真营造。

　　在《红高粱家族》的整一部小说中，对正面形象的描写，作者莫言先生并没有付出太多的笔墨，在作者的笔下“我”的“爷爷”这个人物的人设的塑造，本身就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民间的反抗力量“土匪”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为革命甘愿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抗日英雄”，在他的身上，土匪的野性和英雄的血气同时存在着，这样的双重矛盾也使得“我”“爷爷”这一个人物变得更加丰满而又真实，还原了历史最真实的一幕。在这部小说中，莫言先生对大小战争场面的雕刻都进行了细致的勾划，不管战争场面的大小，就连人与野狗在吞噬尸体时的较量，莫言也毫不吝啬得使用了很多笔触，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血淋淋的画面，使得读者的脑海中彻底浮现出红高粱与血世界的交融——在这些血肉交汇之中，莫言先生渲染了一大片一大片的如鲜血一般鲜红的红高粱，整个世界仿佛都是由血红构成的。莫言先生就是以狂欢式的语言和天马行空式的想象，构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挣扎徘徊而又不乏英雄气概的红高粱的红色世界，创造了一种土匪式英雄，他们虽然坏事做进但他们同时也报效着国家，他们是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离经叛道的好汉，他们拥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这部小说的精神主体，是极其强烈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讴歌，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强烈渴望。这个带着时代色彩的抗日故事里蔓延着生命意识，使这个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令人震撼的力量。

　　《红高粱》真是一部表现高密东北乡的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旺盛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不朽之作，是第一本将莫言手中，心中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地图上的长篇小说，是莫言的代表作，是莫言发自内心的对生命意识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