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说：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密尔又说：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为遗患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而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
密尔是不是缺失对一种极端情况的考虑？也就是当一个人必须牺牲自己才能保全他人，这是不是一种义务？而当他决定不履行此义务时，他人作为惩罚而将他就刑，这是不是另一种作为负责和交代的方式呢？
密尔认为自由的三个领域：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要求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着在不论是时间的或思考的、是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第三，随着个人的这种自由而来的，在同样的限度之内，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
以上大概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三者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递进的
密尔说：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言论压力）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
这是不是有一些道德洁癖，仿佛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的所为，如果如密尔所说，那么我以上第一个疑问就已经在密尔这儿得到解决。但是密尔又确实是一个实在的功利主义者，他的功利主义更为深邃，他又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保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按：注意，他们是自我剥夺的）；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然而关键在于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仍然是一个罪恶
或者我说错了，那并不是道德洁癖，而是真正的功利主义，用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来说在合适不过：雅典人，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戕害要远过对我的戕害。
密尔说：殊不知决定他在这无数世界之中要选取哪个作为信赖对象乃仅仅是偶然的机遇，殊不知现在使他在伦敦成为一个牧师的一些原因同样也会早使他在北京成为一个佛教徒或孔教徒-而这些他就不操心过问了。可是，这一点是自明的，也像不拘多少论据能够表明的那样，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可能错误一些；试看，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伪误并且荒谬的意见；这就可知，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其确定性正像一度流行过的许多意见已经为现代所排斥一样。
这段话美妙，但是容易遭到驳斥，就这样的观点很容易使人无所适从，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呢？人到底应不应该按着自认为正确的去行事呢？密尔在以下作了解答：我们之所以可以为着行动之故而假定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而且也别无其他条件能使一个像具有人类精神能力的东西享有令他成为正确的理性保证。
从这段想到独立宣言的第一句：我相信一下真理是不言而喻而自由的真谛就在于允许你不同意这样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真理。
密尔说：宗教自由的敌人们也觉到，若不用什么论据把马卡斯安东尼奥说成正当，就不可能替使用惩罚办法来束缚不信宗教的意见的行为辩护；他们在被紧逼的时候间或也承认上述的结果；于是他们就说：迫害基督教的人还是对的；迫害乃是天机早定的一个大难，真理应当通过而且总会胜利通过的，因为法律的惩罚最后终于无力反对真理，虽然反对为害的错误时则有时发生有益的效果。
这种辩解无论如何都非常虚弱，并且危险，因为在基督教处于弱势的时候，这种口吻可能会害死教徒。
若谓只因其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占优胜，这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须知人们之人新真理并不胜于他们之往往热心于错误。
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
以上是密尔《论自由》中的《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章节，下面是第二章节《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
密尔引用了罕波尔特的一句话：人的目的，或说由永恒不易的理性诏谕所指令而非由模糊短暂的欲望所展示的目的，乃是要使其各种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调和的发展而达成一个完整而一贯的整体。所以每人所应不断努力以赴特别是志在影响同人的人所应永远注视的目标，乃是能力和发展的个人性
这大概和我所理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有某种恰合，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也是，但是从动物到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彼刻人的本质显现，而现实中的每个人则都是分得这个本质的部分而非全部，所有的人则构成大写的人，人类即是人的本质显现，要让这种本质显现，那么每个人就应当努力完善自己，使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
密尔说：不要因为不知怎样制作英雄就连制作英雄的材料也排弃掉。
人类曾有一个阶段，个性过强，社会性太弱，由而使得社会成员受损，因此历史进入一个自我调整的状态，但是由于人的弱点，矫枉过正，现在的情况就是社会就像使用了强性除草剂，良莠不分，统统消灭个性。
密尔说：要想给每个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在任何时代里，只看这一项独立自由运用到怎样程度，就相应地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怎样值得为后代所注视。就是专制制度也不算产生了它的最坏结果，只要人的个性在它下面还存在一天；反之，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管她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
这段话似可以用来讨论威权和极权的区别，威权体制下还尚存个性，而极权不是。
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
我有时想在两个时代里，对一件事抱着截然相反态度的人其实是同一种人，今天反对民粹主义的人如果身处另一个时代中就会支持民粹主义，此一时彼一时也，并非善变，而是专一，他们总和一样东西作对，那就是暴虐，当君主暴虐时，他们用民粹矫正，当民众暴虐时，他们用英雄天才来矫正，这一类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怪癖，然而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癖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癖才更为可取。
密尔说：进步精神并不总是等于自由精神，因为进步精神或进步精神，因为进步精神会企图以进步之事强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而自由精神要抵抗这种企图，也会与反对进步者局部地和暂时地联合起来。但是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平等还是要自由？平等和自由我们都要，但是如果两者择其一，那么要自由。但是人在这个选择中往往会迷失，一味强调平等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极权，而如果先有了自由，那么平等的希望仍然不会磨灭，美国的历史则是最好的例子。
密尔说：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作出的事功。他们还有值得注视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极其精良的工具用以尽可能把他们所保有的最好智慧的人将得到有荣誉有权力的职位。毫无疑义，做到这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性的奥秘，必已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
读到这里，痛心不已。欧洲之得有前进的和多面的发炸，完全是受蹊径繁多之赐。
人类在有过一段时间不习惯于看到歧异以后，很快就会变成连想也不能想到歧异了。
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
第一条格言我认为是社会干涉个人的限度，第二条格言则是个人自由以他人为界的表达。
密尔说：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被允许割让他的自由，这不叫自由。
可是自由的另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人有处置自己的身体的自由，这两者相矛盾么？
政府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不必自己操心去备办这个教育。要知道，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那个教育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于是就不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于人心并自然而然跟着也形成对于人身的某种专制
若干国度中政治自由不充分建筑在地方自由的基础上便往往只昙花一现。
如果一国中所有高才竟能都被吸入政府的职务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这种行政极其愈是构造得有效率和科学化，网络最有资格的能手来操纵这个机器的办法愈是巧妙，为患就愈大。
要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利分散；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尽最大的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
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