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版本、题材与体裁

　　关于《行走中的玫瑰》，据《读书》专栏的访谈中的介绍，本书是闾丘露薇入行十七年来唯一的一部个人传记，且12年版是05年的再版，也就是说闾丘露薇在经过七年的工作之后回忆当时的生活，并结合自身现在的状况，在05年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感悟。

　　诚然，在这里用七年之痒不是很合适，但是在这七年之中身边的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闾丘自己也是没有想到的。之所以，会选择再出版，是因为她试图回答她自己的一个问题，即环境变了，个人是否也意识到了自己也在改变。其实，通过阅读这本书，她的改变已经显而易见，正如她自己所说：之前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想很多，只是一味地埋头工作养家糊口，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工作；而七年之后，她再次修改的时候，她已经清楚，人是要有社会责任感的（其实，这是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心理内化）。

　　本书采用内容分类加对比的手法来表达自己七年前以及七年后对求学经历、爱情、婚姻、职业等的描述，并在叙述中穿插了自己的所知所想所感。和其他的自传相比，结构更加独特新颖，翻阅起来着实有一种七年之际，两种视角。流年对照，人生回望的感觉。虽然，没有突出重点的部分，但是内容的覆盖面十分广，足以体现出闾丘很有生活的品位。但美中不足的是，她书中的很多标题都是一个宏大的深邃的主题或者生命（在此，不用生活，因为生命较之生活更具有一种深邃、境界的特点）的感悟。很多读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赞叹闾丘的文笔、心态和境界，由衷地赞美其对生活的描写。但是，这些宏大的主题并不是很好写，而要真正体会到生命、人生，只有自己真正活了一生，才能懂。所以，尽管闾丘露薇的生活工作的经历背景和她过人的思想的确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及的，但是她毕竟尚处不惑，至少还不具备完全驾驭这诸多太大主题的悟的能力。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或许多少年后的闾丘对此书会有新的感悟，再版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二、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多元主义

　　由于作者的职业背景是记者，是一名拥有丰富经历的战地记者，所以在写报告文学也好、自传也好，都多多少少会带有一种特殊记者本身的特殊视角，也就是较强的新闻专业主义视角。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指包括一整套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同时，新闻专业主义特别强调，记者是新闻中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应该置身事外。可以是说一种新闻自觉。

　　在本书中，由于体裁的关系，闾丘并没有详细地、用职业的视角来写自己的工作经历，具体内容则放在了《利比亚战地日记》等书。但，书中关于工作以及谈及此书的访谈中，也透出她对事件的这种视角。由于战地记者的特殊性，由于是华人女记者的特殊性，使得闾丘对于记者本身的职业精神有着更深的理解。记者这个行业不单单是敬业（敬业当然包括勇气、说真相，同时也会影响到政策的改变），专业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在记者面前只有被访者和被拍到的真实图景，不分大小事件，不能掺杂自己的情感。尤其是后者，如果运用不当，会给整个报道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不能直接问汶川地震受害者的遇难家人的情况等）这与新闻业中公认的准则不谋而合，作为新闻从业者，必须要对事件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和说出事实真相。虽然大环境并不是记者所能控制的，但他们能控制在大环境下所获得的空间大小，也即不说假话，真话能说多少是多少。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受外界环境的压迫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二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完全说真话会给其心理造成伤害，这就需要记者的个人良识。记者有追问真相的义务和权利，但是同时也有伦理底线，要尊重受害者的隐私和感受，在穷追猛打的时候，至少要分清公权和私权，也不要自己进行道德审判。另外，作为记者，要有足够的准备去应对所面临的种种风险，然后可以判断可以去做或者不能去做，看你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在战地现场报道，不能想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它会影响专注度和判断力。

　　固然，闾丘露薇秉承了传统的新闻准则。但，随着变迁，各种多元主义的出现，新闻业的多元主义也开始露角。新闻多元主义并不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那种中立观念，相反它更注重与事件中的人与场景交流，感同身受，使得整个报道更具人情味，带动整个情绪的渲染，起到更好的效果，通常是以记者为报道的主要人物。柴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没有细读《看见》，但是通过了解，柴静的报道基本都是对事件和人物倾入了自己的情感和价值观，使得整个事件显得不那么乏味，反之更使人为事件而动容。对此，闾丘露薇发表博文《说说电视记者这行吧》，不点名地批判以记者为中心人物的报道形式不专业，重要的是关注事件发生背后的本质和原因：如果一个记者，做新闻只关心新闻中的人，而不是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那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倾听者，这是不称职的，记者选择一个个案，是因为这个个案背后能够从点到面的带出一个问题，这个个案遭遇的问题，要涉及到公众利益，毕竟，记者不是电台phone-in主持人，倾听别人的倾诉，同样也不是访贫问苦的官家，或者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人士。如果只是关注人而不去寻求这个人的遭遇背后的原因，那这样的新闻报道是不合格的。当然，这样做会很安全，也很讨巧，但是最终受益的，是媒体人本身，却不是公众。

　　客观地说，如果从严格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谈，的确柴静的方式与其不相符。但是，闾丘并没有想到，虽然同是记者，性质确是大相径庭。电视记者有点偏向于主持的方面，记者的个人表现在某种程度决定了整个报道节目的效果；而战地记者则是实实在在第一信息的传送者，目的在于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将最新的情况告知公众。两者的区别必然会导致运用不同的报道方式。在这一点上，闾丘的态度似乎有些极端。无论是新闻专业主义还是新兴的新闻多元主义，无非让公众知晓真相，认识社会，只要在新闻道德底线之上，使用什么方式，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不过，两种不同风格、两种迥异的专业视角并不是水火不容的：第一，无论是哪种方式报道，报道出来的新闻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最基本的新闻职业操守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二，最终目的都是不约而同的，都是尽力将自己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公布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所原本不知晓的事件。第三，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两位记者的不同价值观正好形成一种互补，但个人认为，互补中闾丘起主要作用。闾丘虽置身事外，但深究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这是让公众了解事件全部的重要因素；柴静倾入感情，起到一种渲染气氛的作用，使公众关注事件的数量增多。因此，只要公众能了解事件的真相，能对此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想必是她们都愿意看到的结果。

　　三、总结：看见与没看见

　　读完本书的另一个感受是，闾丘把读者所不知道的个人生活也写在书里，这是很难得也很需要勇气的。这是说明她想给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自己，无论是电视镜头前还是生活中，此外，闾丘也通过生活的叙述从另一角度告知我们，有很多事件（包括新闻事件）也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但是千万认为只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重要的，其实隐藏在视野之外的也很重要。柴静的书名叫《看见》，那么闾丘的风格就是看见和没看见都很重要。这就是闾丘坚持做战地记者，为我们提供一线情况的原因。其实，柴静和闾丘提供了我们两种视角，看见的重要性和没看见的隐功能。看见与没看见的逻辑在于，看见是为了让我们对事物认识得更加清楚透彻，拓宽视野，更深入了解其本质；而没看见则提醒我们，有很多事物是我们没有发现的，需要进一步去探寻。看见为我们提供更多的重要信息和内容，没看见则更多地激发我们探寻的斗志，提醒我们不断进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总而言之，读了《行走中的玫瑰》一书，无论是对新闻专业者还是普通大众来说，都会受益颇丰，她不仅教会人们如何做好记者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从一个职业中领悟到在职业之上的、更深刻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