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的年轻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将来做点什么时，我会给他们两个建议：如果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赚点儿钱。这两点对你将来都有用。

　　我知道一生所爱，除了思考与写作，我的生命别无激情。

　　斯蒂芬茨威格写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的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并由此展开；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于锻炼人格，培养思维能力，还在于找到或者确定裨益终生的兴趣。如果你找到了真正属于你的兴趣，愿意终生为此努力，即使没有读完大学，你的人生也一定是丰满而有希望的。

　　如果自己未得解脱，就不要面对公众写字，不要去说悲观的话，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绝望，更不缺虚假的矫揉造作的绝望。

　　其实文字秀美者众，难得的是见识；见识明辨者众，难得的是态度；态度端厚着众，难得的是心地；心地温暖，更需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方是做学问、求真理、提问解惑、治世济人的书生。

　　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信仰的，我也愿意吸引任何宗教信条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不相信上帝，我会想念他；我不信佛陀，我仍会想念他。而我的信仰，在心底，在笔端，从每日清晨下第一字的时候开始。我用文字祷告，我用文字诵经。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托付给这一切。

　　偶尔走失，从未离开。没有比圣火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无论经历多少波折、困苦与残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亘古如新。

　　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

　　夕阳无限好，只是太凄凉。晚年的落寞与孤独在老人身上显而易见。

　　人们通常会为两件事忙碌，一为性欲，二为物欲。性欲不用学，物欲确实不断模仿出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凡是走到了极端，都难免成为毒药，或精尽而亡，或物极必反。

　　有什么样的心灵，便有着怎样的目光。

　　一个人的完整权利，至少应该来自两方面的自治，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身体自有，而身体自有同样包括行动自由与审美自有。唯有再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契约。

　　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今日中国社会，若想拥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美好前程，同样需要告别真理病与强制，走向全社会的自由交流与相互启蒙，走向以自由为始终的合作。

　　当法院堕落为逐利工具，而不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整个社会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

　　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给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后继的勇气。

　　人心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肉体的枷锁之中。在我看来，人生不过是一次漫长的大越狱。我之所以说它是一次大越狱，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无数小逃狱。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

　　这种欲罢不能的补偿心理正是许多人一旦陷入官场，就变得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退出官场可能使他从前的忍辱负重和广泛积极的人脉变得一钱不值。

　　自古以来，人们便意识到通过奖励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更能实现对个人与群体的间接操纵。

　　社会不过是一个通过临时拼凑起来的规则来剥夺生命或转移财富的场所。所谓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命场，人们遵守规则，却彼此伤害，社会满盘皆输。

　　在充满激烈竞争与罪恶秩序的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是随时可以易手的钱财，人名已然微不足道。古往今来，诗人们时常感叹似水流年、时光飞逝，然而，真相却是时光并不流逝，真正流逝的是我们。对于这个充满劳绩的社会来说，不是我们赚钱，而是钱赚我们。他赚走了穷人的一生，同样赚走了富人的一生。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那样似曾相识。

　　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不会建立在一群被怂恿的烈士之上。

　　因为在一个死人身上追求社会进步是可耻的；一切建立在这之上的进步也是可耻的；自己无所作为而高歌他人牺牲是可耻的。

　　有这样一些以下跪为业的强讨恶要者，他们逢人便跪，跪而不起，以贬损自己的人格来要挟他人行善，这种道德逼迫只会使这个社会进一步失去同情心。

　　关心社会前程与国家命运，其实也是在关心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前程与命运。

　　我们无法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之中，有关历史的叙事也只可能是对历史的断章取义，仅取一瓢饮。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保留圆明园废墟的价值应该在于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而不在于铭记耻辱。只是把圆明园当做耻辱来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既不能明辨过去，也不能担当未来。

　　只有个体强大，奋发有为，中国社会才会真正强大，社会救济或公民互救才会更见成效。

　　本来一个阶层要做的事情，却只有三两个人在勉力维持，而且做成了近乎悲呛的明星，才是当下中国首先需要改变的。

　　示众式执法不仅是体现了执法者独步天下的决心与权威，同样是在以一种莫须有的态度对公众进行了某种有罪推定既非同类，若有违犯，同此下场。问题在于，既然这种侵犯人权的秩序宣示有若杀鸡儆猴，猴为什么鼓掌？

　　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业，何尝不是以绝望的心境，做有希望的事情，或者说是以解脱之心，谋解放之事？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考试不是全部的生活，更不是成才者的必由之路。

　　现代社会对人的教育的异化。大多数公司、学校、家庭以及各种机构，都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定律：让人们努力改正弱点。君不见，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发现优势。

　　思想史就是一部说人性坏话的历史。

　　大陆是有国家而无社会，台湾是有社会而无国家。

　　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国家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泛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

　　极端的政治让人忘记自己，而性欲却本能的告诉每个人肉体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的体验同样不是其他的人或物所能替代。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

　　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地步。

　　蚊子在嗡嗡叫，谈不上要表达什么观点，鲁迅先生却说人家是在杀人之前搞演讲；一阵风吹过去，大概也没有表达什么观点，但是神经质的林黛玉却听到了风在哭诉。

　　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也有不可承重之重。总是向往着诗意栖居，而内心却无法逃避生活与人生或轻或重的逼迫。

　　于媒体政治而言，法律时常停留于技术层面，而经济缺是贯穿始终、似乎更接近本质，可以受益终身的。

　　对于将来探求智慧之旅，我无法寄托太多的奢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永远无法容忍自己的闲适与堕落，三十岁后，我仍见是个勤苦向上的人，我坚持一生只做一件事。

　　人生苦短，想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

　　可叹许多人，从来不曾给自己这样宝贵的机会，只顾人云亦云，唉声叹气，全然忘记自己积极行事的意义，忘了自己是环境的一部分，忘了中国正在一点一滴的进步。

　　从个体而言，人唯有自由，才可能激发潜能、有所创造；从群体而言，唯有走向合作与和解，人类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史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发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

　　第二，宗教。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支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社会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

　　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

　　很多时候，绝望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和幽默一样，只为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

　　对于所有认证生活的人，爱惜生命的人，致力于丰富人心、改造社会的人，我们只有诚挚的相惜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