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深沉与浅薄间我看余秋雨散文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风气，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轻小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无关乎深沉和浅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