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直被视为至圣先师。但是，斯密在天堂过得并不开心，人们崇拜他，谈论他，但是却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用他的某个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五编，亚当。斯密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可见，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