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读某个人的文，常常像一场恋爱，最初颇觉惊艳，一读再读，便生出些许别扭。这正如和恋人日日厮守，总归会碰触到对方一些顽固的个性。然而唯有天才方能张扬出令我们不得不退避三舍的个性来。西川讲到李白说：“这就是你，不断误解着生活，而别人比你误解得更深。”这话用来形容张爱玲，亦是再合适不过。

　　初读张爱玲，很难不为她的才华所震动，接踵而至的全是来不及的惊奇，唯有感叹。但读过之后，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仿佛在久旱的土地上忽然看到黑云压城，大风闪雷激动地喧腾了好一阵，结果淅淅沥沥掉了几点雨，又安静地收晴了。张爱玲的小说充满荒凉景致，她的散文却往往有戏谑和随意的气氛。她写小说有些哀伤的快意，而散文却是在笑中露出一丝冷苍来。

　　一九二零年，正是疯狂的年代。九月，张爱玲出生，带着这个月份特有的冷静和犀利。她无疑有巨大的天才，但可悯的是她的天才无论怎么飞跳，也跳不出她那种逼得人发狂的理智。她说自己“是天生的俗”，正透露出这无奈的意思。她在十二岁的时候正为当画家还是音乐家犹豫不决，最后看了一张贫困潦倒的画家的影片，她哭了，于是选择了后者。她的父母离异时她仔细分析过，父亲虽然有钱，却未必是归她的，为了不耽误学业这才跟了母亲。她在香港沦陷的时候当过临时看护，有病人得了蚀烂症，整天哀嚎，她却能视而不见，后来那人死了，她还和同学欢呼庆祝。胡兰成也曾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作为一个在浮华乱世中挣扎求生的女子，她是相当理性的。对于在五四反叛传统浪潮中的女性，鲁迅曾尖锐地提出“娜拉走后”在中国的现实中只会有两种结局：堕落，或者妥协。张爱玲写到：“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这确实道尽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新女性”矛盾尴尬的处境，她们既渴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又无法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非常不幸的是，她把自己这类人看得如此透彻，以至于总不免有几分自嘲自怜的情绪。我分不清是她的高傲使得她有些自卑，还是她的自卑令她有几分高傲，这些个性她总十分用心地掩饰着。

　　然而张爱玲同样是分外敏感和多情的女子。“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她对身边事物的感受细致到一丝一毫，对人性的观察洞若观火。她想到“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马上定乾坤”这样的纯洁和光整便要落泪;看到床头叠得很齐整的蓝青睡衣便会很高兴。和张爱玲谈文艺，总要令胡兰成惊叹，更令我们惊叹。胡兰成曾对张爱玲赞到：“这书里的句子像是街上的行人，只与你打招呼，我倒真像是乡下人来上海，端得只有看的份了!”受过西方教育的张爱玲，其天才是诗意盎然的，无拘无束的，似乎经由她随手拾掇的事物就能焕发出令人惊诧的美来。可是这天才一旦碰到她铁冰的理智，便被那种冷酷和哀戚渗透了，开始呈现出一抹青惨的色调。她的天才和理智似乎一直在斗争。天才不断地生出梦幻的花朵，这花旋而又被理智掐灭了，然而天才的梦却总是不屈不挠地继续盛开。所以她终究是个不彻底的人――既成不了彻底的天才，也做不到彻底的俗人。

　　这种斗争造就了她作品中的虚无色彩。理性洞彻了人生所能洞彻的部分，终于便触碰到了余下的荒谬。一切人生的美好、繁华、灿烂。在刻薄的理性面前，都会成为烟花过后的沉寂。理智这条盘踞在心灵王位上的蛇时刻提醒我们，欢乐的代价是痛苦，繁华过后是没落，人生的终点是死亡。越是想抛开一切痛饮生命的苦乐悲喜，越是要猛烈地撞上这面冰冷的墙。我觉得，正是这种碰撞产生了《金锁记》这样一部杰作。

　　二近代中国在政治上遭受列强侵略的同时，传统文化也面临西方思想的冲击。旧有的伦理观念不断瓦解，而新的价值观却还来不及形成，这样精神上便出现了一片茫然虚无的地带，令人无所适从。一种价值观念的瓦解对个人而言既意味着解放和自由，同时又预示着人必须面对虚无和幻灭。人不能再将选择的责任交给某种伦理或思想。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过，尽管大多数人向往自由，但是过度的自由却是常人无法忍受的。若说存在主义认为人在面对虚无的时候还可以靠自身来做出选择，那么，对于连“自我”都失去的人来说，自由就意味着失去安全感、相与感，意味着虚无和死亡。这种焦虑感导致“个人希望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缺乏的力量”，这种放弃独立自由的倾向就是逃避自由。

　　通常逃避虚无感的心理最明显的表现是企图服从和支配他人，也就是被虐待狂和虐待狂。虐待狂通过主宰他人，对人施加痛苦来感觉自己的重要性;被虐待狂则企图完全放弃自己来与更强大的对象结合为一体。弗洛姆认为每个人大都存有虐待与被虐待的个性，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全部为这方面所控制则必走极端。《金锁记》中曹七巧和长安这对母女正是如此。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地主阶级经历了最后的挣扎，终于走向没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兴起。傅雷分析说曹七巧的悲剧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门户的错配，第二是老太太让她做了正室，令这个低贱女子有了被金钱刺激的环境和残害别人的能力。“巧姐儿”是开麻油店的商人，她出身贫寒，是镏铢必较的性格，总希望抓住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她嫁入的姜家则是没落中的地主家族，凡事可有可无，醉生梦死。她和婆家的矛盾也就是这两个处于新旧交替之间的阶层矛盾斗争的体现。但斗争的结果既不是旧的把新的扼杀，也不是新的将旧的征服，而是一片令人压抑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