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淡定、儒雅、谦和的一面;刀则是日本武士的随身兵器，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暴躁、嗜血、好战的一面。作者用菊与刀做题，巧妙地揭示了日本这个民族的双重性和矛盾性。我一直想不通的是，日本的文化最初源自盛唐，为什么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到了日本之后却变得如此矛盾重重，甚至畸形?也许，只有对日本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理解日本人的一些决策和行为。

　　“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与日本侵华

　　日本是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人民推翻等级制的愿望相比，日本人对他们的等级制是喜爱并且维护的。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尊严来自等级制，只有在严格分明的等级中，他们才能找到各自的安全感。不同阶层的人们享受着不同的权利和自由，也承担者不同的义务和使命，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属的阶层中生活得体面而自在。因此，日本人极为推崇“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思想。不幸的是，他们在强行对外输出这种思想的过程中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从而陷入道德困境。

　　日本因为地少人稀，历来便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在看到欧美国家的日益强大后，他们便制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对外输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整个东亚地区，以免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而要实现东亚地区的强大与繁荣，首要的便是建立国际等级新秩序。只不过，日本人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置于这个新秩序中的“长子”地位。在日本家庭中，长子拥有和父亲一样的权威和地位，其他兄弟姐妹对长子不仅要尊重，更要服从，长子对“不听话”的兄弟姐妹可以随意训斥、责罚。因此，日本又将对中国的侵略视为对“不听话”的弟弟的一种惩罚，从而完全没有丝毫的罪恶感。相反，他们甚至对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感到愤怒和不解：我这么做是为了大家共同的繁荣，也给你安排了“合适”的等级，虽然给的等级低了点，但也能从中找到尊严和安全感，你为什么不但不感谢我，还这么不满意呢?这便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

　　日本在引进中国的忠和孝时，丢弃了最为重要的“仁”。所以，日本人的忠和孝就没有了任何约束，演化为一种绝对。在日本，对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不论的旨意是否正义。当这一点被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者加以利用时，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便无可避免。再者，日本人喜欢共同的游戏规则，当某种行为被众所认同时，他们便十分欣喜地加入，当这种行为因的旨意而成为一种使命时，他们便陷入了彻底的狂热。如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以及侵略行为的惨无人道就不难理解了。

　　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大学时代，在领略了西方法治文明的魅力之后，我一直非常不解，为什么中国在确立依法治国方针的同时，还要再加入一个以德治国，这不是画蛇添足么?读了《菊与刀》之后我才明白，在独特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犯罪现象的消除如果仅仅依靠法治，还真是孤掌难鸣。

　　日本人十分注重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们总是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对于没有被发现或者根本不可能被发现的恶行，日本人很难因内心深处的罪恶感而放弃不做。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遵守法律就等于效忠。此外，日本人“自重”的民族性本身便对规则和秩序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日本人很难触犯法律。而中国则不同。传统的儒家文化重视礼仪，强调礼法治国，且礼是治国之本。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是推行耻感文化的国家。所谓耻感文化，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的，即一个人作出某种行动并非是因为行为本身的“善”，而是因为该行动会赢得社会的赞同。反之亦然，一个人拒绝作出某种行动也并非因为行为本身的“恶”，而是因为该行动会遭到社会舆论的非难。罪感文化则是指一个人作不作出某种行动的标准在于该行动本身是“善”还是“恶”。在东方耻感文化的背景下，建立统一的道德体系标准，用正确的社会评价导向形成的道德强制力，促使人们自觉抵制犯罪，有助于从思想上根除犯罪。如果单纯依靠法治，因为法律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在法律没有覆盖的领域，仍然会发生恶行。

　　中国的依法治国之所以要辅之以以德治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法律，既没有西方人那种虔诚的信仰，也没有和日本人一样将遵守法律与效忠等同起来的文化渊源，加上“仁”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历来对实体正义的重视远大于程序正义，所以单纯的法治在中国因欠缺肥沃的文化土壤，其推行的效力自然会大打折扣。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辅之以以德治国，让法治的理念在道德的推行中潜移默化，其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为什么大地震后日本人能表现得如此淡然与秩序

　　“3·11”日本大地震后，在整个撤离和疏散的过程中，没有一丝惊恐和混乱。日本人的这种表现引起了无数中国的网民的惊叹与不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如此惨重的灾难面前表现出如此的淡然与秩序?很多人把这归因于日本国民教育好、素质高。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一个人在一夕之间变得妻离子散、一无所有，以致情绪失控而悲声痛哭，甚至歇斯底里，这种表现似乎更加正常，因为人都有七情六欲，并非神。如此，日本人是不是表现得过于内敛和克制了呢?

　　其实，日本人的这种表现来自于他们自小便接受的“对名分的情义”。“对名分的情义”，通俗点说就是对自身名誉所担负的义务，包括稳静的、克制的行为。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对“名分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对于痛哭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找好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我克制。在我们看来，这明显就是对正当情绪的一种极度压抑，然而，日本人却觉得这是维护他们自尊心的必要行为，而且也心甘情愿地自我隐忍和克制。无论如何，对秩序的遵守不能说是一件坏事，起码有助于灾后的管理和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人可以适当地学习日本人的隐忍和克制。

　　再者，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外部评价的民族。大地震发生后，所有日本人都知道他们正处于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之下，行为举止稍有不妥便会遭到别国人民的耻笑，从而使受辱、日本蒙羞。所以他们用淡然与秩序来维持体面，力图将大和民族最优雅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如果战败后的日本，人们对于萧条的市场及破败的家园，并没有表现出修复的迫切，反而以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去忙着迎接战胜国的军队。

　　知道了日本的这种民族性之后就不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在大地震后会如此表现了。日本人对于现实的接受能力远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地震发生了，哭和闹于事无补，反而有失“对名分的情义”，于是他们转而将全部精力用于震后的修复;二战失败了，证明用武力和残暴赢得世界尊重的道路行不通，所以他们立即转过身来全力以赴发展经济。正因为日本人在看准目标时全力以赴，面对失败时又能彻底放下，所以他们才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由一个战败国迅速发展成经济强国。

　　著名小说《菊与刀》读书笔记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