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疑从与 罚疑从去

　　——读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有感

　　李新立 大成律师事务所

　　近读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文中引述，"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又引述，"书曰：罪疑惟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笔者联想当下一些情形，颇为感慨。

　　2013年9月《南方周末》刊登《云南十万代课教师的最后一道"证明题"》，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当年云南省向乡村代课老师发送一笔补偿款，根据教龄发放，1年教龄发1个月，830元/月。这些教师很多遇到了难题，由于早年档案管理混乱，加上这些人离开学校多年，要证明教龄很困难。教师们想各种办法，开证明，找证人，翻教案，但遇到了审核人员的严格把关。一名叫程兴贵的教师，教龄25年，但苦于8年没有工资表认定，翻出自己的教案，教案上有教育部门人员的签字和章，他把有签章的页面撕下来给审核人员，不料那人说， "这上面并没有什么内容，你撕来不过一张废纸".审核人员让他去找证人当面证明，但因为证人高龄有病，不能赶去作证。最终，离教龄认证截止时间还有三天，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投河自尽。事后，教育部门认定了25年教龄，发放了补贴。

　　读罢报道，我感觉极为愤懑。"奉献乡村教育，清贫一生"是这个群体的写照。在中国教师严重缺乏的年代，他们在农村地区为教育下一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领取的是极为微薄的补贴。后来有了受过正规教育的师范生走向工作岗位，政府一声令下，他们又成为农民。当时国家出台政策对他们进行补偿，一方面是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另一方面是感谢他们以前的付出，本是件体现政府恩情的好事。但是工作人员所为却造成了对他们的伤害，为什么？工作人员错了吗？报道中并没有提到工作人员因此受处分。

　　我相信，工作人员一定会为自己辩解说，我这是对国家资金负责，认真核实民办教师的身份和教龄，一个教案上的签字或盖章能证明教龄吗？如果是编造教龄呢，不就是对国家的钱不负责任了吗？也有道理，估计这是该人未被处分的原因。

　　从证据的证明力而言，教案上的签字或盖章的确是不足的，让人存疑的。那么存疑的时候怎么办，给还是不给？这是真正考验领导智慧的。"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一句话道出了一个解决思路。依此思路，奖赏，可给可不给的，那就给，为什么，意在广施恩惠。给民办教师的补贴是什么，是政府为了表示感谢而给的，是"赏",是恩惠，既然如此，在核定应给的人员或金额时，应采取宽松的标准，依据充分的要给，依据不充分存疑的也要给。即便真的给错了，多给了，也不要紧，因为是广施恩惠，要体现政府的宽厚待民。比如程兴贵，他的17年教龄是有充足证明的，8年的证据不足，那就是多给8年也就6000多元，相对于他的多年付出，多发就多发吧，于政府并无损害，却可让他真心感到党的温暖。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是"赏"就不能适用这一准则，比如某公司起诉索要欠款，情况就不同了。原告证据充分法院才能支持，证据不足则不能支持。这是法律权利主张，如果不应支持而支持，就会造成对另一方的不公正。

　　"赏疑从与"在今天很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比如今年政府决定向部分抗战老兵发放5000元补贴，并发放胜利纪念章。这是政府为感念抗战老兵的功勋而给的奖赏，包括一部分国民党抗战老兵也受到奖励。这是政府做的一件好事。抗战结束已经70年，多年来一些抗战老兵生活困苦的事迹时而见诸报道，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未被政府登记在册，未被优抚帮助，英雄流血又流泪，让人唏嘘。如何找到那些尚未被登记的老兵，认定其身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适用"赏疑从与"的准则，宁可赏错，毋宁遗漏，不要让他们成为被遗忘的人，不要让他们感觉心寒，幸存之人已很少，在世时间更是无多了。

　　另一句话，"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这句话对于当今刑事审判而言就更有指导意义了。现代刑法上的"疑罪从无"原则与此一致。苏轼所引《传》应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中的一书，究竟为何书，笔者未查到，而春秋三传成书于春秋至西汉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虽历史久远，但其提出的慎刑原则当今并未做到。

　　想想近年来被平反的冤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杜培武案、聂树斌案、张氏叔侄案、念斌等，这些被平反的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被冤枉的人在服刑或者早已死去。想想就是件极为可悲的事情，无辜的人被囚禁被处死，造成多少冤业。有人可能反对说，如果嫌犯就是真凶呢，因为证据可疑就放了，岂不是放纵真凶，既对受害者无法交代，也给社会留下危险因素。但笔者要说，如果嫌犯不是真凶呢，无辜之人受刑，不仅个人自由或生命被剥夺，家庭破裂，还有一些人出狱后因蒙冤报复社会，无端杀人。这些被冤枉的人出狱后成为社会新的危险因素，致更多人于危险之中。权衡二者利弊，先贤提出"罚疑从去".苏轼引用《尚书》中的观点进一步论证，"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先生对此解释说，罪可疑者，则从轻以罚之。功可疑者，则从重以赏之。法可以杀、可以无杀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责。可谓至理。

　　苏轼的这篇文章仅600多字，精辟论述了仁厚治国之道，该文为苏轼嘉祐二年（1057年，时年21岁）考进士的命题作文，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欧阳修对该文大加赞赏，本想列为第一，担心为同期考生其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将该文列为第二名，后传为一时佳话。

　　作者简介

　　李新立，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诉讼仲裁部律师。

　　文章来源于"大成律师事务所"（bjdacheng）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