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看起来《苏格拉底的申辩》记述得是苏格拉底为他的清白所做的申辩，其申辩对象是雅典的五百人陪审团，但其实本篇对话录是柏拉图在借苏格拉底之口为哲学所做的申辩，其申辩的对象乃是政治。贯穿于整个《申辩》的线索便是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

　　柏拉图几乎所有的对话篇的主人公都是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篇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们探讨着各种问题，与其说苏格拉底所探讨的“是什么”的问题是他的哲学，倒不如说苏格拉底的哲学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对善的追寻。在苏格拉底这里，哲学的目的便是要实现一种善的生活。所谓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审慎的、不断追问的生活。在《申辩》中，当有人提出流放苏格拉底，条件是让苏格拉底放弃爱知，苏格拉底对此断然拒绝，说道：“(a5)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正因为此，苏格拉底整天在市场上和别人对话，省察那些自以为知的人，通过一个个的诘难指出他们的无知。也正因为这样，苏格拉底才得罪了雅典公民，最终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去得罪雅典人?在《申辩》中，苏格拉底着重谈了他所省察的三种人--政治家、诗人和匠人，而这三种人恰恰又是在当时雅典社会中占据着主流话语权的人物。苏格拉底之所以会得罪这些人，当然不仅仅是出于苏格拉底对他们妄知的愤慨，而是因为这是神赋予苏格拉底的使命。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大篇幅地谈到了所谓的“神谕事件”。神谕显示苏格拉底是世上最智慧的人，原因在于苏格拉底是唯一认识到自己无知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是人所不能拥有的，她只有神才能拥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爱智慧。故而苏格拉底自觉到神赋予他的任务就是去省察那些自以为知的人，让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因为人在自知无知的基础之上才能去爱智慧，才能实现对善的追寻。然而，苏格拉底的省察活动(也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雅典人看来却是一种烦扰，苏格拉底自己也把这种烦扰比喻为一只牛虻在不停地叮咬一匹昏昏欲睡的大马。这种烦扰最后招致了雅典人的报复，他们判了苏格拉底死刑。这种烦扰和报复便凸显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

　　虽然苏格拉底反复提到自己拒绝从政，但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因为政治的目的也是要实现一种善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政治与哲学一样都是以善为目的的。但是，政治与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哲学是原始性的，而政治则是次生的。哲学作为一种对善的追问是直接指向善的，而政治虽然也以善为目标，但已经退化为一种手段。在哲学那里，手段与目的是不分的，人们既是通过哲学追问进而向善进发，并且哲学追问本身也就是一种善的生活。而在政治那里，手段与目的完全分离，政治只是一种为了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因而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看起来似乎已经完全忘却了对善的追寻。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在这一意义上就可以说是一种面向上对立，前者直接面向善本身，后者只面向有益于实现善的事物。正是哲学与政治这一点对立才进一步衍生出其它方面的对立。对于哲学而言，由于其直接面向善，因而她力求以真理取代意见;而对于政治而言，由于它仅仅作为一种以实现善为目的次生性的手段，它需要以意见为基础，最终由意见逐步上述到对真理的探寻，因此，它才需要一些“高贵的谎言”作为政治生活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尽管哲学与政治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政治作为一种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却又是必要的，因为城邦中每个人的禀赋有所不同，他们对真理的接近程度也因而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奢望城邦中每个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过着一种哲学的生活，对于这些暂时不能达到真正爱知境界的人，其生活的根基只能建立在正确的意见之上。所以就这一点而言，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既然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倾其一生去省察和烦扰那些雅典城邦中的“政治人”，甚至还为此付出了生命呢?这看似是一种悖谬，实则并非如此。苏格拉底反对的并非是政治，政治作为一种在城邦之中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苏格拉底真正反对的是政治作为一种手段的目的化，也就是政治忘却了它原本真正的目的，而把手段本身目的化了。在苏格拉底看来，政治是实现善的手段，虽然它会因此形成种种具体的制度，这

　　种制度可能看上去十分具体和琐碎，但是这些作为手段的政治始终都一如既往地以实现善的生活为其目的。但是，在当时的雅典城邦之中，种种不正义的制度戕害着人们的善生，这使得苏格拉底意识到当时的政治已经偏离了它本来的轨道，已经忘却了它本然的目的，信以为政治的目的就是权力或者权术。所以，苏格拉底才自诩为牛虻，不停地叮咬这雅典城邦这匹大马，不断地警醒雅典公民要把善作为其政治生活的真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