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道德情操论》有感

　　还记得春季学期，从肖叔那里借上下两册《国富论》看的时候，顺便也把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带回路遥吧。当时也没有认真去看，只是随便翻了翻目录。暑假的八月初，看完了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后，对其中的很多观点实在难以苟同：作者对所写的文字似乎不太负责任。我越发觉得这种时下流行的所谓的“好书”，还没有经过历史的充分检验，是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好书的。又想起了周石老师在入学之初对我们2010级本科生的建议：不要读最近五年内出的书，要多读经典著作。于是，我就读起了放在书架上的这本斯密的传世伦理学经典。因为八月份到洛阳山区希望小学支教了十来天，月底又进行了前后持续十二天的军训，开学时还忙这忙那了一段时间，而且这本书哲学思辨意味很重（不静下心来看，真是很有些枯燥），又是英文翻译过来，读起来很费劲（军训时，我特意计算过，一小时只能啃掉六页左右），所以，尽管我挤出了不少空余时间来品读这本书，但直到昨天上午，才最终把它读完。昨天下午到夜晚，又花了好些时间，把之前摘录的十七页笔记认真回味了一遍。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现在，我就从心理学、哲学、伦理学三个方面简单总结一下自己在读这本书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些感悟。

　　我个人觉得，《道德情操论》是一本心理学色彩比较鲜明的著作。斯密正是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而同情、正义、仁慈、克己这些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个人、群体社会心理的反映。

　　比如说，斯密在第一篇论述同情感时说：“因为这种同情的感觉，就像人性中所有其他原始的感情那样，绝非仅限于仁慈的人才感觉得到，虽然他们的这种感觉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敏锐强烈。即使是最残忍的恶棍，最麻木不仁的匪徒，也不至于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虽然并非不愿意和我们的朋友分享我们的喜悦，但我们更加渴望向他们倾诉我们心里的不愉快；他们同情我们的不愉快，比同情我们的喜悦，会让我们得到更大的满足，而他们对我们的不愉快缺乏同情感，则比他们对我们的喜悦缺乏同情感，更加令我们震惊。”在这里，斯密对同情的本质与特征的透视可谓入木三分！他明显倾向于人性本善论。斯密对最残忍的恶棍、最麻木不仁的匪徒，还持有一些最基本的性善的希望。也许，我们就应当简单地相信，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

　　再比如说，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论正义与仁慈”时说：“任何人都可以极其合宜正当地，并且以人类也会赞许，使用武力强制我们遵守正义的规则，但决不会使用武力强制我们服从其它美德的告诫” “仁慈是增添社会建筑光彩的装饰品，不是支撑社会建筑的基础。正义则是撑起整栋社会建筑的主要栋梁。”在正义与仁慈的对比中，斯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们仁慈心理的地位和特征。

　　伦理学与哲学本来就是密切相关的，《道德情操论》这本伦理学著作当然也不例外。哲学的思辨与严肃贯穿于整本书中，而且，本书最后一篇（第七篇，约占全书内容的四分之一）直接是以“论道德哲学体系”为主题的。

　　以第一篇“论行为的合宜性”中的一段话为例：“旁观者和主要当事人间，如果要在情感上有某一程度的对应调和，则旁观者首先必须尽可能努力把他自己置

　　于当事人的情境中，用心体会当事人可能感受到的每一个苦恼的细节。他必须把同伴的全盘处境，包括这处境中所有最琐细的细节，当作是他自己的处境；并且 努力使他赖以产生同情感的那种处境转换的想象工作，尽可能做到分毫不差的地步。”在这一篇中，斯密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概括性的语言来阐述，同情的基本原理是如何与情感、行为的合宜性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斯密在论述的过程中，很少用具体的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书中像这样的句子、段落，俯拾即是。这本书的哲学色彩是这样地浓厚，以至于，如果读者不潜下心来品读，就很可能感到枯燥无味：这是绝大多数哲学类书箱的共性。然而，当真正以一种不计速度的“品味”的方式阅读的时候，我才体会到其中别样的哲学趣味。书中具体的事例很少，但只要充分联想到历史、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事例，就会发现这些抽象的、概括性的理论，原来是这样地有道理，尽管时过境迁已经二百多年了。正如作者所说的“效用是美的一个主要根源”那样，品味这些抽象的、概括性的理论的乐趣，就在于体悟到其与历史、现实生活的一致性。而正是这种哲思，可以充分指导小至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乃至整个民族、国家，来处理好社会生活中的各项事务。

　　在第七篇中，作者详细而又不失于累赘地精辟论述了各种说明美德之性质和赞许之原理的哲学学说以及不同作者处理道德实务规则的方式。作为一名伦理学大师，斯密当然有着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理论体系。然而，斯密又不狭隘地局限于自己的理论，他同时充分吸收各家学说中合理的成分。在阐述前人理论的基础之上，斯密又以一种非常犀利、深遂的眼光，极具批判性地指出各家学说的历史局限及至荒谬之处。正所谓，基于前人，更高于前人。而在这个继承、批判与超越的过程中，斯密的思想与前人的理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交锋与碰撞。这其中哲理性思辨所展露的无穷乐趣，也许正是哲学的奥妙所在。

　　比如说，斯密在第二章第一节“论主张美德以合宜为本的学说”中写到：“此外，亚里士多德主张美德在于实际的行为习惯时，他很可能想要反对柏拉图的学说，后者似乎认为，只要对什么事适合做或什么事当避免，有正确的感觉和适当的判断，便足以构成最圆满的美德”“与他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的力量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习惯，并且高尚的德性也不是源自知识，而是源自实际的行动”。斯密在此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又很明显地暗示着，自己更加偏向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同是在这一节中，斯密说：“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一般似乎承认，那些尚未达到完美的品德与幸福的人，本身还有某一程度的进步。他们把那些有所进步的人，根据他们进步的程度，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型”“自然女神为我们的行为所勾勒的那个计划与方式，似乎完全不同于斯多葛学派的主张”“倘若前述那些热情，一如它们很容易变成的那样，过于猛烈，自然女神也已预备了一个补救和矫正的办法。真实的或甚至只是想象中存在的公正旁观者，即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人的权威，总是会在我们身旁威吓镇压它们，把它们降为适度受到节制的情感。”这里，“自然女神”即是斯密心中最高贵的女神！而斯密独树一帜的哲学理论，就是这自然女神所定的种种规则。

　　当然，不管从多少角度来看，《道德情操论》本质上，还是一部伦理学经典。几乎所有人都会说，自己是好人。然而，究竟什么样的道德情操才是高尚的？什么样的仁慈、正义才是完美的？什么样的自许和自责才是合理的？这样的问题，总会不时地困惑着我们。斯密则给出了答案。

　　关于行为合宜与否，斯密说：“行为究竟端正得体或粗鲁下流，全在于行为根

　　源的情感，对于引发情感的原因或对象是否合适，或是否比例相称。”我们常说某种行为不合适，其背后暗含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似乎很少有人能够这么深刻地概括出来。希望所有人都能领悟到这句话的精髓。

　　关于情感合宜的程度，斯密同样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虽然人类对于施加在他们同胞身上的伤害有这么强烈的情感，他们却不一定会因为受害者露出愤怒受伤害的样子，而更加愤怒他所受的伤害。在大多数场合，他越有耐性，越和颜悦色，越仁慈，只要他并不因此显得缺乏勇气或因此显得他容忍是因为他害怕，则他们对伤害他的那个人的愤慨就会越强烈。受害者和蔼可亲的性格，会使他们对害人者的残酷不仁有更深的感受。”我觉得，这段话，和中国俗语“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正的智者，总是能够于“和颜悦色”“和蔼可亲”中，把最激烈的愤怒化解为平和却充满力量的忍耐。

　　关于处境的顺逆对人类评论行为合宜与否的影响，斯密激愤又无可奈何地说“财富与显贵时常享有只应属于智慧与美德的尊敬与钦佩；而只应针对恶行与愚蠢表示的轻蔑，却往往极不公正地留给贫穷与卑微承受”“有权有势者的恶行与愚蠢，远比天真无辜者的贫穷与卑微受到更少的轻蔑。”也许，这就是道德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的庸俗社会的龃龉之处。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内心的道德力量，应当远胜于世俗世界的阻力，如此才能去鞭打恶行与愚蠢，如此才能享有智慧与美德所有的尊敬与钦佩。

　　关于行为的功过，斯密说：“如果我们欠他许多恩情的人，在未经我们协助的情况下得到幸福，那么我们的爱虽然会感到高兴，我们的感激却不会觉得满足。直到我们已经报答了他的恩情，直到我们亲自使力协助促进了他的幸福，我们才会感觉到他的恩情加在我们身上的沉重负担。”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其实，这在本质上就反映了，人类对善的理解与追求。

　　关于运气如何影响人类对于行为功过的感觉，斯密说：“对那些真正宽宏大量的人来说，被他们自己认为值得尊敬的人爱戴与尊敬，比他们可能期待从那些爱戴与尊敬获得的所有实质好处，都更让他们觉得快乐，因此，都更让他们感激”“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对失败的朋友所怀有的感觉，和对成功的朋友所怀有的感觉，也许时常是几乎相同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成为这种“宽宏大量”的人吗？我们都应当努力让自己被自己认为值得尊敬的人爱戴与尊敬。

　　关于善行与善言，斯密说：“美德与才华卓越，甚至那些承认有这种卓越存在的人身上，也不会产生和卓越的事功相同的感觉。”是的，行胜于言，行也胜于人品和动机。其实，斯密在这方面的观点，和中国传统观念不谋而合。

　　关于友谊，斯密说：“审慎的人，他的友谊，是一种对少数几个经过重重的考验后，精打细算出来的人生伙伴，平静的、但稳固的、忠实的依恋。在这些伙伴的选择上，引导他的，不是如痴如醉的对闪耀的功绩成就的轻率崇拜，而是冷静沉着地对谦逊、谨慎与善行的认真尊重。他虽然很能和他人建立友谊，但未必很想随便和一般人交往。他很少和那些以狂欢逗趣的闲聊著称、喜爱饮宴作乐的社会团体来往，更少在那些社团中成为主角”“要时常亲近那些和你彼此独立的人，那些能够仅以你的品行而不是以你的运气来评价你的人。不要寻求也不要逃避，不要强行闯入也不要刻意逃离社会地位曾经高过你的那些人的社交圈，即使他们，在发现你现在的地位和他们一样高，甚至也许更高时，或许会觉得伤感情。”只可惜，世俗社会中，又有几个人，没有把“如痴如醉的功绩成就”当作友谊的基本标准！又有几个人，没有强行闯入社会地位曾经高过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交圈呢！

　　关于德行最完美无瑕的人，斯密说，“我们最敬爱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对自己原始自私的感觉，拥有最完美的克制；他对他人原始的与同情的感受，拥有最细腻敏锐的感受力。一个兼具和蔼可亲与优雅的美德，以及所有高贵可畏与可敬的美德人，毫无疑问地，必定是我们最高的爱与赞美的自然且适当的对象。”拥有大爱、博爱的人，才是我们最应当尊敬与赞美的。

　　关于宽大恢宏者的好品格，斯密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他的所有决断都经过深思熟虑，他的所有行动都很和缓，甚至迟钝；他的声音低沉庄重，他的言语慎重从容，他的步伐与动作和缓；他显得有点儿懒散，甚至怠惰，完全不想为小事而熙熙攘攘，但在所有事关重大和攸关名誉的场合，他却抱着最坚定与最旺盛的果断力行动；他不是一个爱好危险的人，或者说，他不会主动去挑战小危险，但也不会急切地想要避开大危险，而当他真的面临危险时，他会完全不顾他的性命。”每一个想成为宽大恢宏者的人，难道不应该以此而“高山仰止”吗？

　　无论是哪种高尚的道德和情操，斯密最终都把其归结于“听从心中女神的指导”。斯密说：“他总是习惯于以这位安住在他心中的伟人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关系到他自己的事物。这习惯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十分熟悉亲密。他经常不断地练习，而事实上，他也不得不练习，不仅按照这位可畏与可敬的判官的榜样，塑造或尽力塑造他自己外在的行为举止，而且也尽他所能地，甚至按照那位判官的模样，塑造或尽力塑造他自己内心的情感。”

　　我把斯密心中的女神，理解为一种具有相当客观性的强大的内心精神力量。只要有这种力量，只要有内心的平静、愉悦、安详，那么即使衣衫褴褛、贫贱卑微至极，也同样可以活得坦荡、幸福。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价值或科学性进行对比，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只要内心里，有一股强大的正义、仁慈的道德情操力量，那么就一定能在充满荆棘、挑战的人生路上战胜所有怯懦与邪恶，去开辟一片理想中的幸福天空。

　　同时，由于所写内容已经是二百多年前的世界了，《道德情操论》中的一些观点又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时代发展，甚至现在看来有些荒谬了。

　　比如说，斯密在第七篇中说：“我们也极端忌讳女性失去贞洁”“失去贞洁无可挽回地败坏名誉。无论什么情况、什么理由，都不能为它求情辩解；无论怎样悲伤、怎样后悔，都不能为它赎罪。我们在这方面是这么的挑剔敏感，以致觉得甚至遭到强奸也会败坏女性的名节，即使心灵纯洁无瑕，也无法洗涮身体遭受到的污染。”当然，这样“过时”的论述，只是极少数。

　　2011年9月25日夜完稿于路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