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从魏、赵、韩三家分晋开始编年叙述，到五代结束。在司马光眼中，这是一个周道衰落，纲纪败坏的年代，三家能够堂而皇之位列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司马光借此欲阐述的是一种正统儒家的正名理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就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君臣之位，如天地不可易位一样牢固。所以，虽然微子有德，他不能取代纣这样的暴君；虽然姬重耳功大，死后不能隧葬；虽然齐、楚、晋、秦势强于周，不敢轻易取而代之。在柏杨先生眼中，这种极端的传统就是一种反动，,在历史的潮流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强权羞辱。而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恰恰需要这样的一种礼教和名器。混乱的价值取向，拜金的社会潮流，贫瘠的文化涵养，道德底线崩溃，导致国人在人生观中太需要一种共同的正统的思想来领导，并且给所有人以福祉。今天，西方文化占据着主流，接受的成本低，回报高。不要怪国人崇洋，而是“名不正则民手足无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