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是一个社会底层人物，没有“行状”没有文化，不但无人可怜他、同情他，朱庄的人们还把他当作笑柄和欺负对象。即便如此，阿Q却很自尊，一面人们瞧不起他，一面他反过来瞧不起人们，上至赵太爷，下至王胡，阿Q总感到自己高他们一等，这样的态度发展到了极端，就衍生为阿Q的独门绝技——精神胜利法。该法的要诀就是为自己被欺凌的遭遇寻找借口，即使找不到，也要假装自己高人一等，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

　　在优胜记略中，鲁迅生动描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儿子打老子”，到“第一个自轻自贱”，再到 “打自己两个嘴巴，似乎打人的是自己”，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来越可笑无解，可谓荒谬至极。作为一个注定遭欺凌压迫的社会底层人物，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他活命的法宝，要不然谁不抓狂崩溃呢?阿Q应当是值得同情的，虽然他的做法十分可笑，但这实再是迫不得已。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没有强大的精神等于宣告死亡。

　　然而在续优胜记略中，阿Q暴露了他的本性。在面对地位比他高的人面前，他是个靠精神胜利法苟活的羔羊;而在地位比他低的人面前，他是欺压他人的饿狼。阿Q的同级和下级是王胡和尼姑，对待他们，阿Q丝毫不留情面地侮辱他们。这时的他不再需要精神胜利，而要通过武力和口舌来寻求现实的满足感。事实上，对下级的欺凌才是他生存的必需品，所谓的精神胜利法不过是欺凌和被欺凌之间的过渡用品。当阿Q被王胡反抗后，他的行为是“无可适从地站着”，而不是他惯用的虚想自己取胜。这就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用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他终究需要现实的胜利;当现实胜利也得不到时，阿Q就会“不知所措，无可适从”，因为是现实的胜利维系着他精神的稳定，而非精神胜利。

　　如此看来，阿Q就并不值得可怜了。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是阿Q。鲁迅在《灯下漫》一文中提到过“中国的人肉宴席”。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层层剥削、层层压迫的社会。每个人一方面受到上级社会的欺凌，一方面又对下级社会进行压迫。这一环又一环的欺凌宴席，其享用者便是那西方帝国主义统治者。阿Q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也是这宴席中的一个人，只不过是受到的压迫和欺凌更多罢了。精神胜利法是阿Q生存的法宝，它不但表面荒谬可笑，其本质也丑恶阴暗：它的存在是用以渡过自己受到的欺凌，以达到自己欺凌别人的过程。西方帝国主义者又是如何享用这一宴席的呢?在文中也有比喻，就是那观看阿Q欺负尼姑的“酒店里的人”，他们享受着物质的奢华，又从“中国的人肉宴席”中找到了精神的乐子。而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却丝毫没有感知，反而“用力地一拧”，更加卖力地为他们提供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