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萍

　　致良知”包含“致知”和“实行”两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我的良知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行为，并且能确保这种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另一方面，我又必须按照我的选择去实施我的行为，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知”。所以“致良知”既反对“坐而论道”，亦反对“随事体认天理”（一边实践 ，一边体会所实践之事所蕴含的天理），因为前者会流于空谈，后者则会导致将“天理”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从而把“良知”与人的现实行为割裂开来。

　　“致良知”是伴随着“格物”展开的，联系阳明学中的“行知合一”以及对意义世界的构造，我们可以明白，虽然“良知”普遍的先验存在，但阳明学中包含对扬弃“良知”主体意识的超验性，所以“良知”若不“致”，即使承认良知本体的存在，但也对我们的意义世界毫无益处，也就是可以看作在良知意义上的不存在。而阳明先生提出“致良知”就是为了能够在世上“流行发用”，怎么可能会忽视良知意义呢？从阳明生前与两位最得意的门生的“天泉论道”中我们也可以找出证据。阳明面对王龙溪的“四无说”表示在本体上的肯定，但也对钱德洪从工夫（实践）上展开对良知理解表示肯定，即使在本体上阳明确实认同良知的超验，先验性，但是在良知的意义上，他不忘用“致”，用实践来突出“良知”在意义世界中的作用。

　　结合到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在心中已经明觉到了自己的孝顺之心，明白了孝顺的含义，但无法在我们的意义世界中表现出孝顺的行为，那么我只能说，我们掌握的是“孝”的概念，而非“孝。同样，如果只是在本体上将“良知”给“致”（穷尽）了，而不在工夫上将“良知”给“致”（实践），那么我们掌握的只是“良知”的本体概念，而非全部的“良知”。所以这两个“致”都是不能够忽略的，真正的“致良知”中的“致”便是在本体与工夫上同时开展对良知的体悟，用康德的话来讲，一者是对纯粹理性的感悟，一者是对实践理性的体悟。

　　通过学习致良知，我感觉到一个人可以走快，但一群人可以走远。这是能量场的力量，有圣贤者指引，有同修则善砥砺，内心开始安静下来，变得更有力量，不再轻易受物所奴，开始懂得拒绝与区分不靠谱的人和事。致良知的学习没有终点，要终生学习，终生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