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林先生在北大授课的课程讲义，每讲主要讨论一个专题，各讲之间有比较大的独立性，但是比较优势这一核心概念似乎贯穿始终，其实这一概念如果就其扩展的意义来说，可能更接近我们比较熟悉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全书十几讲的内容基本上囊括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重大问题，比如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以及金融改革等等，有许多分析是相当精彩的，比如之前我提到的对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经济学解释，真是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此我试着捋一捋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方面:n1.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大区别。前现代社会，大致指的就是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人类社会，在此阶段，中国基本上一直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不管是总量还是人均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众多。在前现代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农业产出的增长，而在农业的生产实践中，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来源于试错，即，农民在偶然偏离常规的错误中发现改进生产的新方式，然后逐渐推广开来，就作为一种技术进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这种基于试错机制的技术进步依赖数量庞大的试验，于是人口众多便是一大优势。但是很显然，这种试验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也不是人为主观推动的，于是由此带来的技术进度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从长期来看，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也是极为缓慢。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科学进步，而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可控试验，带有极强的目的性，这与随机试错相比，取得技术进步的概率便大大提高，工业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在西方的技术进步不断加速时，中国依然是前现代社会那一套，虽然经济总量还是很大，可是人均量基本停滞不前，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主要是人口增长的结果，技术进步几乎为零，于是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间，中国就被远远地甩到后头了。2.关于后发国家的赶超之路。技术创新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产品创新(比如计算机的发明)，二是流程创新(最典型最为人熟知的应该就是福特的流水线了)。而这两种形式的创新，从另一个维度来划分，其实现途径莫过于自主研发和国外引进这两种了。而选择哪种途径则主要取决于本国的发展目标(一般就是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了。于是，选择哪种途径就要看采用这两种方式相应的成本了，也就是看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可以直接模仿照搬，这样就省去了可观的试错成本。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技术就能以相当快的速度在很多领域，当然主要是工业领域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而发达国家由于其在几乎所有工业领域都已经处于世界前列，要发展技术已经没有可模仿的对象，于是只能依靠自主研发，主要就是一些政府引导的项目和大量创新企业发展方向并不明确的试错。这样的差异，实际上也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引导着国企等执行国家政策的企业向既定方向前进，而发达国家则任由创新企业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试错。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就是将资金大量输送到政策性企业、部门，而发达国家的创业板极为发达。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体系分工中，各个国家的禀赋差异决定了其位置。发达国家资本丰富，资本价格相对较低，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众多，资本稀缺，于是资本价格相较于劳动力则要高得多。那么同样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快速发展起来当然就要以劳动代资本(在可以替代的情形下，比如以人力代替机器)。而当资本积累起来，资本相对劳动力价格下降以后，顺其自然就要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听说在最近的争论中，林先生特别强调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可是在本书的分析中，林先生也反复谈到小平同志后来总结的改革中的两个没想到，即联产责任承包制和乡镇企业，这本不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在其他很多地方林先生也同样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尤其是所谓的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不依靠政策支持，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能在市场中生存下来的能力。不知林先生最近强调过去几十年国家产业政策正确意欲何为？n(毕竟本人不是专业的，以上所言只是自己的一些感想，说得也不甚明白，以后还是要细细推究……总之，如果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兴趣，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

　　林教授的大作，书中有一章直接用李约瑟难题命名，什么是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过去了五十年，无数经济学家就此发表过观点，仍然没有标准答案。什么是科学，我的理解是能被验证并究其原理的规律，我们的四大发明，是一种时间和次数累积的无意识创新，比如火药，道士们只是想炼丹，重复了无数次后，发现了一种可以着火的配方，这种无意识创新效率极低，因为人口优势，我们发生劳动的机会更多，出现无意识创新的机率自然更高。之后转变来了，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欧洲彻底解放了思想，关于哲学，科学，政治制度等等方面开始探索，有法国大革命，美国立宪会议，英国制宪，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首，经济学也发展成一个独立学科，为工业革命提供理论支持。基础创新在于分工，由于有了同一岗位的反复劳动，工程师和工人开始拥有一技之长，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无数创新，发明改进了许多工具和机器。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进行前沿创新，相比于无意识创新，这种有意识的可控实验，效率太高了，科学家在几个月里，就能完成无意识创新数百年的积累。根源可能还在于思想解放，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不需要什么技术进步，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位的可能永远是维护统治，而技术进步与此相悖，把大多数人的时间解放出来，对于统治者而言没有任何好处，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自汉到清，我们在政治制度上没有什么大的探索，科举制度算是一个 ，然而也有巨大弊端，导致无数拥有企业家，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才能的人毕生只能围着它转。其它只是类似于宰相改内阁的小修小补，在哲学，科学上也是进展缓慢，独尊儒术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思想都是围绕儒家。思想上的禁锢可能导致民间缺乏求知的欲望，我们也发现了无数现象，然而都算不上规律，关于规律的解释是:自然界和社会诸现象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关系。比如一百个人感冒，他们都吃过猪肉，之后感冒好了，这不是规律，认为这样能治感冒不是科学，因为不能验证，也无法究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