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就是公元1587年。 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一年呢？当然书中所写的事件，也不都是在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上下好几十年的事情都有，有的还是几百年前的事情。而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其实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无关紧要的一年。书中的开头一段就是这么写的：“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还是那个问题，既然如此平淡，为什么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而且书名就是以那一年命名呢？这就跟黄仁宇先生看待历史的观点有关。黄仁宇先生强调“大历史观”。什么是“大历史观”？不妨引用黄仁宇先生的一篇文章《/SpAN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就好比是在做切片研究。通过研究切片，来认识整个生物体的构造以及存在的毛病，通过研究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来揭示历史，这一年乃是历史上失败的总记录。
那这一年有什么事情值得记录呢？这一年海瑞与世长辞。海瑞清廉，刚正不阿，执法必严，执法为民。举例：海瑞死的时候，吩咐随从人员，要及时归还二两银子、一只鸡；海瑞为母祝寿买了两斤肉；死的时候连棺材本都没有，好像是靠领人接济才得安葬；海瑞还驱逐总督胡宗宪之子，胡宗宪也是抗倭大将，因为胡宗宪之子鞭打驿站人员，认为他们招待不周，表明海瑞不谄媚权贵。剥皮实草的极刑，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这一年戚继光也去世了。在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罢官，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有交往，黄仁宇先生在戚继光这一章中，用了标题孤独的将领来形容戚继光。戚继光的练兵、抗倭功绩不需要我多说。戚继光的罢官跟明朝的官吏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武官不如文官，武官总比文官低。武官调动频繁，防止上演唐朝的藩镇割据现象。武官中的总兵最多只能管一省兵力，不可跨省。戚继光任蓟州总兵，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拱卫京畿。有张居正的扶持才能在蓟州总兵任上达十五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张居正一死，他就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是平级调任，但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高潮，戚继光革职。可以说文官的派系斗争牵连到武官。
那是不是文官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了明朝的衰弱直至灭亡呢？恐怕还不能那么简单的去看。张居正改革，“考成法”，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军事方面，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方面，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就是讲田赋徭役统一折算为银两，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还以福建为试点地方，想从此推广。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治理，比如治理黄河，改革军费的供给体制。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几乎随着他的死而消失，连跟他治理黄河的一个官员同样受到牵连。
请容许我在说一说当时的文官制度。明朝这一朝治贪腐是很严的，用什么招数来治呢？严刑峻法。严刑峻法是事后的治理手段，平常有何手段呢？其实也称不上手段，就是官员的薪水制度。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低俸禄是为了让官员保持清贫的生活，平时居家生活不奢侈，又怎么能贪污呢？可现实并非如此，中央官员，或者说京官，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和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尤其是到了绩效考核的时候，决定官场前途的时候，钱财物更是不能少。当了地方官，能捞的油水就更多了。在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以前，收税是要一级一级去收的，每一级负责收税的人有自己的份子钱，先满足了自己的那一份，以及孝敬上级的份额，再拿来为国家。这种收入能不能算不合法的收入呢？那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站在朱元璋和海瑞的角度去看，这当然是贪官污吏，应当立即剥皮实草，诛戮九族，家产充公。可是明朝的文官体系或者文官系统是很强大的，他们足以跟皇帝抗衡，当然也不叫抗衡，应该是周璇。为了党争，会去揭人家的短，但平常，大家心照不宣，你拿你的，我收我的，当官当然是为了发一笔财，彼此的默契远大于分歧。这不仅仅是在贪污受贿上如此，在个人的道德品行上同样如此。《万历十五年》中讲到一个人物，李贽，一个大家，大哲学家。在李贽风光体面的时候，大家彼此称兄道弟的时候，李贽不仅学问大，而且品行端正。可到了彼此有冲突，彼此反目成仇的时候，就指出他以前的诸种不端行为，比如教友人孀居的女儿读书，交往过密；过去曾出入与“花街柳市之间”，和风尘中人交往，有辱圣人教诲，有辱斯文。甚至当地士绅还放火烧了李贽用来讲学的亭子。这些事情，平时都司空见惯，揭短之人平时也是这么干的。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首辅申时行。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理想高过现实的人，在改革上雷厉风行，撇开当时的文官集团，重用自己的亲信，那么申时行却是一个现实高过理想的人，他当官有很大的现实感。他明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对道德伦理圣人教诲上级命令的遵守，阴的一面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以及如何首鼠两端，两面为人。所以为官为政之道，就在于调和折衷，大家拿出诚意来，彼此团结和谐又不触犯自己的私利。所以申时行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和事老的面目出现。下属有派系争斗了，他要去调和；大多数的官员跟皇帝意见不一了，他要去调和。可是这么一个调和大师也实现不了调和的目的。不但调和不了，还牵连于己。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让他只剩半条命，首辅的位置已经在摇坠，因为申时行属于张居正这一派的人物，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提携才能居高位；立儲风波则是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在谁立为太子的意见上不一。朱常洛为长子，但万历并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本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的侍女；朱常洵出生得晚，但他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非常喜欢郑贵妃，也非常喜欢朱常洵，之所以郑贵妃能得万历欢喜，除了容貌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贵妃爱读书，有才，能够跟万历两人进行思想上心灵上的交流，这在其她嫔妃以至于皇后都是望尘莫及的，也因此宫女太监们经常看到皇上和娘娘一起看日落，吟诗作对。万历信佛，万历也经常和娘娘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这样的事迹能够流传下来，就表明皇帝从自己有第一个女人开始，第一个女人就是指皇后嘛，终其一生只宠幸一位贵妃，这本身就是一个稀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皇帝身上是稀缺的。万历不仅在和郑贵妃一起的时间长，而且和郑贵妃在一起，流露出更多的真性情，喜怒哀乐发自内心。立儲风波是这样的，许多大臣们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儒家教化；可是万历当然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就是朱常洵。那首辅申时行说得难听点叫首鼠两端，在万历面前，说万历说得对，常洵如何如何优秀，要立常洵为太子；在大臣面前，又说要尊重传统，立长子为太子，申时行把解决问题寄托在时间上面以及自己作为首辅的调和折衷能力上面。可到了后来，是两面都不是人，大臣参劾他表里不一，欺骗圣上，排挤陷害同僚，万历也难办，一直拖着不办，最后见参劾他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只好上疏辞官。一个以调和折衷之道为官的人，反而被同僚的参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无疑是一个嘲讽。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物事件，上推下演，就是为了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这一个切片，看到中国历史的一个脉络，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为什么这一年会是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呢？难道现实不是变动不居的吗？那是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自古以来承袭了儒家的那一套，有自己的治国方案，有自己的一套，不去考虑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问题，不去考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能否配合你那一套东西，那一套理想秩序。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完全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发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首先是正心诚意。期待通过这样解决现实问题。可是现实的变动不居产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人出了名的不精确，一个知府不知道他管辖范围内有多少良田，每年要交多少税，发生天灾了该如何应对折算；军队里的将领也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兵，更不清楚他们对战争、对当兵的看法，更别说平日里的粮草操练等等。积重难返。这样的千年不变，如果说有变的话，那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可以说每一年都是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就像在跑道上跑步，每一圈跑下来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每一个点上，每一个转弯处看到的也是大同小异。
最后引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最后的段落作为总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