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水浒传》这部书在人物问题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朝真野假”。朝廷命官，大都是真的，如蔡、童、高、杨四贼，还有张叔夜、蔡攸、侯蒙、老、小种经略、朱砀、赵鼎、小苏学士等等，都实有其人，但梁山一方的人物则都是假的。高俅实有其人，王进、林冲则无其人。老、小种经略，实有其人，鲁达则无其人。若鲁达、王进果有其人，那么在《宋史·种师道传》、《种师中传》中，对鲁达、王进不会不提一笔。王进在投奔种师道之后，在北宋末年频繁而残酷的战争中，不会不崭露头角；为老种写传记的人，也不会漏掉王进和鲁达。可为什么都不著一字呢？至于吴用、卢俊义，连名字都变来变去，他们的家乡，吴用从太行山搬到山东郓城，卢俊义则搬到河北大名府。这都证明他们是文学人物而非历史人物。
四大历史人物结局：
《宋史》评蔡京：“（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同位计，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蔡）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叩头，无复廉耻。”由于蔡京弄权误国，国政弛废，金人长驱而入。蔡京只知乞降纳币，南迁逃亡。“天下罪（蔡）京为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极疏其奸恶，帝遂将其放逐儋州，行至潭州（今湘潭）而死，年八十岁。
蔡京有子八人，傺先死，攸、俺伏诛，流放白州，死在那儿。其余子孙皆流放远恶县郡，终于大快人心于天下。
《宋史》评童贯：“（童）贯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后宫自妃嫔以下皆献饷结内，左右妇寺誉日闻。”“官卖爵，庭户成市，岳牧、辅弼多出其门，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穷奸稔祸，流毒四海，虽醢不偿责也。”
杨戬，初任给事掖庭（在皇宫当宦官），《宋史》说他“善测伺人主意”。后封为彰化军节度使，权势与内侍梁师成相抗衡。
当时有个胥吏叫杜公才的，给杨戬献策，增加赋租，巧夺民田，夺田后又强迫百姓租佃。又在各湖泊增加渔税、船税，“一邑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这一来给他增加了上千万收入，杨戬提拔小胥吏杜公才为观察使。宜和三年，杨戬病死，赠太师、吴国公。靖康元年，国人痛斥杨戬勒索百姓之罪，钦宗下诏削去杨戬的“太师”等谥号。
《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说，金兵南侵，太上皇宋徽宗南逃，童贯、高俅护驾。陈东上书钦宗，乞诛蔡京、蔡攸、童贯、朱耐、高俅、卢宗原等人。钦宗纳奏，打算命聂山去斩此数人，但李纲谏阻说，聂山去斩此六贼，无论能不能办到，都不好。这六贼都是太上皇徽宗的“幸臣”亲信。如果不经过太上皇而直接杀这六人，这要“震惊太上”，太上皇会对陛下产生疑惧，对陛下不利。万一要杀不成，后果不堪设想。不如建议太上皇自己除掉这些人。
结果钦宗采纳了李纲之言。宋徽宗后来果然先后除掉了蔡京、蔡攸、童贯、朱酌，但没有杀高俅。徽宗和钦宗收拾这些人是一个一个收拾的，还没等到收拾高俅他就病死了。《宋史》卷四四六《李若水传》记述了高俅死后的情况：“靖康元年，太学士、天府仪同三司高俅死。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俗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李若水反对“循常习故”，按“故事”（惯例）为高俅治丧。他说，高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造成“金人长驱”，其罪应该与童贯相等。让高俅“得全首领以没”就不错了，怎么还让天子“挂服举哀”。李若水认为高俅不但不应按“故事”（惯例）治丧，还应“追削官职”，不允许他儿子继承封号。
那么，高俅被追削了官职没有呢？追削了。《宋史》卷二十三：“（靖康元年）五月，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卒，……追削高俅官职。”这些史料刻画出了高俅的丑相。《水浒传》作者就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全国上下对高俅的评价来塑造高俅形象的。《水浒传》作者所鞭挞的，也正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所要鞭挞的，所以《水浒传》并没有背弃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立场。
梁山泊王国，是《水浒传》作者精心创造的一个和谐的社会。
作者所设想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在第七十一回那篇“单道梁山泊的好处”里作了生动的描绘：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从作者所描绘的这张理想社会的蓝图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美好的社会理想，更可以看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就是：主张政治上的平等。不论是“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
主张经济上的平均。有财均分，有福同享，无问亲疏，皆一样的酒筵欢乐。主张个性上的自由。不分精灵、粗卤、村朴、风流，皆“认性同居”。
主张使用上的尽才。不论笔舌、刀枪、奔驰、偷骗，都用其所长，随才器使。
主张组织上的团结。要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作者的这些主张，在《水浒传》中是有所表现的。梁山虽只是一个强大的武装集团，同真正的政权形式不同，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权的“雏形”。
这个集团的权力结构的建立，基本上是通过协商的和平方式进行的。晁盖当山寨之主，是大家拥戴推选出来的。晁盖死后，又由吴用等推举宋江做寨主。在寨主产生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发生火并和争斗现象，时时表现出相互礼让的美德，像晁盖礼让宋江那样。再如，梁山先后经历数次排座次，尽管宋江过于注重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但总的来说，还算比较平等合理，没有什么争执和怨言。虽然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大家在政治上还是平等的。
在头领中，经济上基本是平均主义的。如金银财宝之类，大致是“均分一份”。至于吃喝玩乐，更是一样的了。居住条件，统一住所，没有分什么高低贵贱。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水浒传》十分注重义气和如手如足的兄弟情谊。他们把交友看作人生的重要的追求和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宋江和武松，林冲和鲁智深，都是由于彼此仰慕而结拜为兄弟。武松要回故乡去，彼此恋恋不舍，宋江送了一程又一程。彼此都自忖道：“结交这一个兄弟，也不枉这一生了！”鲁智深和林冲结拜为兄弟后，为了林冲的安全，鲁智深长途跋涉，暗中保护；为搭救史进，鲁智深冒险行刺贺太守；为救卢俊义，石秀跳楼，单刀战群敌而被捕。为救宋江、救柴进，全伙兄弟，舍死忘生，李逵更是一马当先。为救李逵，朱贵不惜牵连弟弟朱富。
为搭救张横，阮氏三雄冒死深夜劫营。梁山义军所进行的许多战斗，如劫法扬、大闹华州、智取大名府等等，都同解救、保护梁山兄弟有直接关系。表现了他们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崇高义气和那种舍己为人、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高贵品质。《水浒传》就是一部表现鸟托邦理想社会的著作。
《水浒传》作者所设想的乌托邦王国，是一个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繁华喧闹的东京、大名府等城市相对立的乡村乌托邦王国，是山明水秀、龟虾丰饶、林茂果盛的世外桃源式的乌托邦王国。这个乌托邦王国，又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克式的军事王国。他们用齐心协力的战斗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这种自由和幸福必须用战斗来取得、来保卫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幻想和空想，已经不属于乌托邦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农民革命的理想，在军事上，已成为科学的军事理论。这种理想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从根本上说，它来自于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实践。梁山泊利用山险水险，结寨自卫，这种战略战术，是来自太行山人民反抗辽金入侵的忠义社自卫斗争。
总之，梁山乌托邦王国，是人类乌托邦理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或“理想实验”，它为社会革命提供了用文学写成的社会科学理论。《水浒传》形象地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共同斗争”的美好的社会蓝图。
108个人物，108个故事，每个人物都可以作为一个篇章。时间、精力关系，暂且搁笔，未完待续。
书写、收集材料、定稿于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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