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此该书批判的对象还停留在电视文化。尽管如此，作者的观点放在当今社会仍具有启发意义。

　　1.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

　　该书开篇便提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一个信息与思想被“老大哥”牢牢控制住的未来世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描绘了一个人类沉迷于由工业技术带来的感官刺激与欢乐、从而失去思考力的未来世界。结合美国的现实情况，波兹曼似乎更认同赫胥黎的看法，因此他想用本书告诉读者，“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尼尔·波兹曼师承麦克卢汉，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对于文化研究，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因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波兹曼继承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认为“媒介即隐喻”，即媒介可以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所以它更像一种隐喻。无论是口头的语言、印刷的文字还是摄影摄像，它们都能用一种隐蔽的方式指导着人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媒介——隐喻”的关系也许是复杂的，但作者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人类“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正如眼镜的出现暗示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正是这种超越媒介表现形式之外的隐喻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内容。

　　在书的第二章，波兹曼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媒介即认识论。认识论是一个复杂而晦涩的学问，所以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他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诺思罗普·弗莱），而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论一种媒介来自何种语境，它都能越过原有的语境而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并引导人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从而影响着人们的意识与社会结构。

　　2、印刷时代的美国文化

　　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波兹曼介绍了印刷文化时代的美国和印刷术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书中提到，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利坚人是热诚而优秀的读者，他们比世界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赖铅字的力量。相较于大英帝国，殖民地美洲没有出现文化贵族，阅读没有被视为上等人活动，无论是生活惬意的种植园庄主还是最穷苦的劳工，都对书籍表现出高昂的兴趣。进入19世纪，在美国的所有地区都开始形成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作家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人气的偶像，例如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时便享受了如果往般的待遇。除了阅读，聆听演讲成为那个时期美国人民最大的消遣。“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人们可以津津有味的聆听林肯与道格拉斯长达七个小时的演讲。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更反映出人们对演讲内容的理解，包括历史事件和政治问题的知识。

　　对于个人而言，阅读可以促进理性思维，可以培养人们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对于社会而言，阅读使公众话语成为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这便是波兹曼推崇印刷文化的原因，因为它使这个社会的文化气质更倾向于客观、理性与逻辑性。而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的社会文化气质开始发生改变。

　　3、娱乐业时代的美国文化

　　从第五章开始，尼尔·波兹曼介绍了电子技术与图像革命是如何改变美国文化的。 首先，电报的发明使信息传播不再受限于空间，它消除了洲际界线，消灭了地区概念。电报使信息脱离语境成为可能，但并不会提高信息的质量。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写，“我们匆匆建立起从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确实阿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电报极大影响了原有的印刷话语，之前理性、有逻辑的话语变得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同时，报纸与电报的合作，极大开发了电报将信息转化为商品的潜力 。至此，评价信息（或新闻）的价值不再是该信息（或新闻）对接收者是否有用，而是这条信息（或新闻）是否有趣。原本提供实用信息的报纸开始被阿德莱公主得百日咳新闻的社会版本或政治版本所填充。在充满失去语境的信息海洋里，人们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完美诠释了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点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

　　其次，照片的出现使世界再一次被肢解。照片虽然可以记录下真实的瞬间，但照片只能展示具体的事物，却无法表达抽象的观点，例如“照片可以将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照片展示的虽然是事实，却无法同这个世界理论，因为它不能对这些事实展开讨论或得出结论；照片还是形象脱离语境，读者无需了解前因后果。因此，波兹曼认为照片同电报一样，将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而图像的直观性对语言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照片、印刷画、海报图片和广告等各式各样的图像迅速蔓延于整个美国文化，它极大削弱了文字的中心地位，有时候文字竟然成了图片的背景。

　　无论是电报还是图片，它们都为信息制造出一种“伪语境”。在作者看来，伪语境的作用就是让那些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这种用处不是用来解决某个问题或推进某项行动，而是娱乐功能。它们使人类”信息——行动比“失衡，整个世界都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事关每个人，但又似乎又与每个人无关。

　　电视成了电报与摄影术最完美的结合形式，并将”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世界“。在作者写书的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拒绝电视，正如现在没有人会拒绝智能手机。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大部分来源于电视，它获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不仅决定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人类如何认识世界。同时，电视还获得了”神话“的地位，人们对于电视中所展现的世界没有任何质疑，失去了思考与判断能力。而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而它只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

　　在本书的第六章到第十章，作者介绍了电视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影响社会各界的。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偏向，在美国电视的偏向便是娱乐。无论是新闻、电视剧还是广告，电视使观众无需动脑，只需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作者想要批判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娱乐成为一种超意识形态。以电视新闻为例，电视制作人并不希望观众停顿下来思考前几秒看到的新闻。因此，观众可以在前一秒看着令人心碎的地震新闻，但下一秒便听到播音员”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或一系列广告，这似乎在告诉观众无需把新闻当真或者看得过于严肃。波兹曼认为，哪怕是以理性著称的电视新闻节目，其外衣下包裹的实际为一种反交流理论，即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这些毫无关联又流于表面的信息使观众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电视中的声光色影，麻醉了观众对信息价值的判断能力。一条新闻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

　　在电视的影响下，宗教、政治与教育都成了娱乐性活动。在电视上，宗教的神圣性被破坏，它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教义、神学，并且上帝让位于传教士；宗教节目只关心收视率，电视传教成了争夺观众注意力比赛的活动。作者担忧，有朝一日，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对政治而言，电视广告逐渐成为政治竞选的主要手段。人们不关心竞选者提案，只关注竞选广告是否好看。电视无法告诉人们谁才是最佳人选，它只能展示政客的外表，却无法展现政客的谈判能力、管理能力、洞察能力。政客竭力在电视上展现观众们想要的形象，而不是他原有的形象。在教学中，电视（如《芝麻街》）使教育者的观念发生偏差，认为学习应该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但从电视节目学习与正儿八经的学习是有天壤之别的：真正的教育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并且需要学习者付出汗水与努力的；电视则是不能有前提条件的，它不强调连贯性与顺序性，同时它不能让观众（学习者）产生困惑，并且得用说故事的方式阐述一个知识点。

　　4、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对美国民众而言，最该担忧的是赫胥黎式的预言。当所有人都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时，该如何拯救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波兹曼似乎无法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方法，同时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法。正如同现代人无法逃离网络无法逃离只能手机一样，我们无法抵制技术，也无法抵制技术引发的文化变革。在作者看来，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能不被媒介异化，从而获得对其控制。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教育者应当引导学生如何筛选信息、如何解读信息。

　　最后，我们要牢记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警告，“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