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一部好的小说，它的叙述不应该只是客观地呈示事物是什么，而必须让它带动事物走向怎么样的状态。它应该以艺术特有的飞翔气质，引领着人物和事件超越庸常的形态，变得具有审美的质感和想象的空间。东西的这种努力似乎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审美的效果。所以整个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在正襟危坐地叙写着呆板的故事进程，而是不时地调用机智与幽默，对一些细节场景进行智性处理，缓释因记忆的沉重所导致的语调上可能出现的低迷，以戏剧性方式激活情节的流动，以合乎情理而不荒诞乖张的言语规避生存现实的惯常性。正是这种颇具匠心的话语选择，使《耳光响亮》在细节拼缀中保持着亮丽的特质，把一个有关成长的苦难史表现得轻松而不浮泛、灵动而不滞涩，显示了作者良好的艺术素养和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

　　如果说小说的思想含量就是立足在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怀疑、吁请、想象的广度和深度上，那么《耳光响亮》的巨大深厚性就是建立在作家对人的理想、本能、行为和结局的不可协调性的揭示中，它带着青春话语的特有秉性，又伴随着某些反抗与破坏的非理性本质，从而道出了有关生命在特定历史境域中成长的痛苦景观，给人以惊悸的审美效果。米兰昆德拉曾说，现代的愚昧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对流行观念的无思考。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的现实做出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做出判断和思考。东西对历史记忆的苦难回访，不是试图去重构自身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些难忘过程，而是想透过这种回忆，从中咀嚼到属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心灵际遇。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生存的焦虑，是作家对我们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非人道生活的尖刻反讽和对诗性生活的另一种关怀。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作家在小说中进行道德式的说教和政治式的历史评判，但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对人的精神创伤的抚摸和追问。这不只是作家的艺术操守问题，而是艺术之所以成为精神标尺的基本要素。

　　在这个世界上，虚构的只是事物的表象结构，而灵魂永远是真实的。《耳光响亮》向我们道出了这样一种真实：成长、环境、遭遇、努力一切可以言说的和无法言说的，它在演绎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同时，触摸到了饱含伤痛的、真实的自己。歌德说：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东西这一记来自心灵深处的、响亮的耳光，让我们欣赏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