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之孔孟有感：

　　正如文中所说，孔子生活在一个安逸的时代，贵族式的战争、骑士般的精神，至今让我们有些人遐想不已，而孔子本身也是贵族，尽管已经没落，但猜想在彼时的大环境下，想必也比孟夫子好得多，因而孔子更为关心的是礼，是一种统治秩序的维持，是小资的心态，因而他才能悠然自得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不会也不能过多地关心社会的底层，这点似乎与西方的贵族一样，顶多只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当你一展身姿要与他平分财富争夺地位之时，彼时的善良与同情也就消失地一干二净！

　　而孟子呢？却全然不同，人性的贪婪与倾轧让他看到的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他能没事出去旅游散心对着饭菜挑三拣四混入小资吗？他为什么提倡革命性？那是他的那个社会已经濒临崩溃已经没有前途，那是因为他长期混迹于底层（孟子没落贵族，此时照孔子的说法已经彻底礼崩乐坏了，很多方面可能享受不了孔子那个待遇），已经见识了太多的罪恶与凄凉。他为什么主张性善，那是因为在那个大环境大背景之下，唯有性本善能够给当时的大众，当时的有志青年一丝希望和曙光！我想，孟子在这方面也许与钱穆先生撰写《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目的一般。他为什么提倡低水平平等思想，这固然与他当时的视界局限有关，也与其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思索有关。

　　这些也许与黄仁宇先生以经济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大历史格格不入，但他们共同产生的一个话题就是：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哲学地看待人的存在抑或其他？我想这才是孟子思想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人类不得不探索和深究的重点！

　　研究历史，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一定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但是仍有一点黄仁宇先生没有提出的就是考究他们的位置！粗俗的我们常说屁股（位置）决定头脑，莫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