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拜读过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化散文《苏东坡突围》，品读之余，内心不禁产生一些感慨与体悟。
余秋雨先生在面对记者问他最喜欢的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学家时，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是苏东坡，于文章中，能看到，余秋雨更喜欢的是苏东坡的胸襟、旷达与才情，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种底蕴渗透于《苏东坡突围》之中，更具有精神内涵，更能给人带来深刻的思索与思想的启迪。
回溯到《苏东坡突围》之中，文章主要讲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便是对苏东坡所受的诬陷、所受的乌台诗案案底的交代。其中自然的流露出作者对这莫须有罪名的反驳与愤慨，对那些谗害诽谤者的批判与嘲讽，还有着对于中国文化、文人命运的一种深刻思索与洞察。
余秋雨在讲到乌台诗案时，讲到对苏轼进行谄陷诽谤的小人时，说到李定，这个人竟以出身贫苦为由像皇帝检举揭发，说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不学无术，滥得时名。这是多么荒谬的理由与说辞，难道你李定是王侯将相，难道你李定宁有种乎！
说到李宣之，一个芝麻官，听到苏东坡为一园林写了一个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以此信誓旦旦的写信向皇帝检举，说苏轼的这种思想会使人缺少进取心，会影响取士。对此，余秋雨在文中这样写道：看来李宣之除心术不正外，智力上也存在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可是在一个没有理性法庭的时代，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这样的检举、这样的诽谤在，居然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得到统治者的默许与鼓励。一些人便趁势乐此不疲的奔波其中，仿佛即便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到扳倒一位名人的大事之中，便可以使自己增加重量。在中国古代，这种政治投机却十分横行，读来令人不禁扼腕、不禁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