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转了一个弯，僵化的社会体制出现松动，年轻人突然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可以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进行重新确认，虽然其中充满着挣扎和痛苦，但是这一代人终究是迎来了祖辈想都不敢想的机遇，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何其幸运。社会变革的阵痛和快感，至今在60后、70后、80后身上清晰可见，《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叩动了一个时代的情感之弦。

　　小说的主线，其实就是那一代人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进行重新确认的过程。我们从孙家兄弟姊妹说起。

　　一、大姐孙兰花，对婚姻自由的确认

　　孙兰花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任劳任怨，这个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备受压抑的农家姑娘在二流子王满银的温柔攻势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对爱情和温暖的憧憬让她不惜以死相逼冲破家庭阻力嫁给了这个人人都鄙夷的逛鬼。虽然后来的婚姻生活痛苦得令人心疼，但是没有人觉得她当初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为自己行使确认权。在婚姻这样大的事情上，中国妇女，为这个确认权等得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孙兰花这个角色让人激动的地方在于她终究拥有了选择的自主权。这远比选择的结果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惜为了捍卫选择的权利而不顾一切地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见自由的价值和分量。而孙兰花的选择就有了那么一点为自由殉道的味道，她的悲剧在于为了争取自由而将生活驶入了一个死胡同，所以通过斗争而得来的自由未必就会幸福。但这无损她成为争取婚姻自由的一个时代标杆。

　　孙兰花这一辈人永远不会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会有那么高的离婚率、那么快的闪婚闪离、那么多的独身主义和丁克族，婚姻上的自由在某些方面被发展到极致，甚至于，同性恋即使在国内还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但在伦理上，已经被认为是个人的自由了。这一切，肇始于孙兰花们为婚姻自由所做的抗争。当然，在充分自由的当下，也会有一些隐忧，也许，过分的自由让人觉得茫然；也许，如孙兰花一样，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我仍然要为孙兰花击节叫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平凡的世界里》最不平凡的。

　　二、大哥孙少安，对生存权利的确认

　　孙少安这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是温饱问题被前所未有地解决了，换言之，活下去不再成为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我的感叹是，勤劳勇敢、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民，为了吃个囫囵饭，等得实在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久了！

　　我记得小时候，乡村里的人们刚刚摆脱饥饿，负责做饭的小孩跑到田头远远地问大人煮粥还是煮饭，大人回答想煮什么就煮什么时，语音语调夸张得想让全世界都能听得见。夸张掩饰的恰恰是心虚，习惯于饥饿的人突然有一天就能吃饱饭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好运是怎么发生的，或者是不是可以一直维持下去，所以在潜意识里仍然保留了对饥饿的巨大恐惧。

　　饥饿，因为生命能量渐次丧失且得不到补充而让人有濒临死亡的感觉，腹腔里强烈的被吞噬的躯体感觉终生难忘。经历过饥荒的人，即使后来填饱了肚子，但恐惧的张力仍然长期存在，并在潜意识里寻求过度补偿。这有可能成为建设的力量也可能成为破坏的力量，例如某些贪官，所贪钱物远超出现实需要，这就是过度补偿的生动例子。贪污下数以亿计甚至重量以吨计的钱，可以贴切地形容为鲸吞，就是像鲸鱼一样狂吞，这在象征意义上是对当年饥饿的报复性满足。所以贪污部分地是被饥饿带来的深度恐惧、愤怒和羞耻感所驱动的。另外，我们在发展经济时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以及那么多的铺张浪费现象、富二代现象中，都隐约可以见到饥饿的张力在潜意识中发生着作用。

　　三、孙少平，对精神追求的确认

　　孙少平是书中的主角，他承载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追求，例如求学、走向外面的世界的冲动、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劳动光荣的价值观的确认。但是这些精神层面的追求是以自己的身份确认为基础的，那个时代的人梦寐以求的是摆脱农民身份，成为吃公家饭的人，孙少平苦苦追求的正是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终当上煤矿工人，身份总算姓公了，但这个他视若珍宝的机会，是曾经想把他招为上门女婿的曹书记为他争取到的，也就是说他虽然非常努力，但关键时候还是不能把控自己的命运。这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很多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却觉得这个改变不是自己所能把控的，实现理想后大多觉得侥幸和后怕，缺乏安全感和可控感。从心理上看，这种缺乏也是需要在某些方面过度补偿的。

　　煤矿工人孙少平和大学生、省报记者田晓霞身份悬殊，但他们之间的爱情写得非常唯美和理想化（甚至道德化），但正因为太完美了，作者不知道如何交待结局，所以安排了一场抗洪抢险，把田晓霞杀死了。这也许暗喻了现实是爱情的杀猪刀的箴言；或者，作者那一代人有自我设限的倾向，觉得那样的美好是不可企及的；又或者，把爱情过度理想化本身就是一种情感隔离目的是逃避爱情。因为理想化得一尘不染之后，爱情成为虚拟世界里的东西，被虚假地供起来，关于爱情的真实感受就消失了。

　　四、孙兰香，对读书改变命运的确认

　　读书，是中国人传统的晋身之路，但历史上获此机会的人少之又少。孙兰花赶上了这样的机会，而且在大学里交的男朋友是省委副书记的公子，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平凡孩子，运气好得有点不平凡。这暗合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习惯性思维。

　　问题是，直到今天，这种科举式思维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教育。读书和考试是不足以改变命运的。教育要真正地改变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命运，就要让人成其为人，以促进人格成长和心灵自由为目标。这一点还远远没有得到确认，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可能是各个领域里最封闭和发展最缓慢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以考试作为教与学的最终驱力，教育是为分数和孙兰香们存在的，其他元素和其他人，要么被忽视，要么受到挤压。也许，中国人先天性缺乏心灵自由的基因，这一点需要在历史和心理的层面进行讨论。

　　孙家兄弟姐妹们是幸运的，他们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对生命的重要需求进行确认的权利，他们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幸运。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的前辈没有考大学的机会，后辈可以考大学但国家不负责分配工作，不考大学的人也同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我对幸运这个词有很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幸运意味着我得到的东西好象不是我应得的，而是被运气或某种外在力量赏赐的，我并不能操控我的运气，所以，获得了运气的这一代人普遍缺乏自信心、安全感和可控感，他们可能会陷入失控的状态寻求对他人的过度控制。这种过度补偿在家庭教育中很常见。

　　所以，我祈求，《平凡的世界》里那些平凡的权利，例如婚姻自由、工作和生活保障、受教育和精神追求的权力，是我们生来就可以自然得到的，并在这些东西的滋养下获得心灵的富足和自由。

　　历史发展到今天，《平凡的世界》主人公们当年所追求的权利，有的已经得到确认，有的未尽然。孙兰花为妇女们争取的婚姻自由已经得到普及，但在自由和幸福之间似乎还欠缺点什么；孙少安填饱了肚子，但饥饿的梦魇似乎还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张牙舞爪；孙少平开启的精神追求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继续着，而且永远不会停止；孙兰香确认了接受教育和改变命运的权利，但是，教育本身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确认。

　　关于这些确认，孙家兄弟姐妹早已出发，我们也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