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孔子仁学或礼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并为宣扬和践行这种学说而身体力行、奔走呼号。透过《孟子》一书阐述的思想学说和孟子的实际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人生精神。

　　一、自承先贤，身任天下

　　孟子和孔子一样，奉行的是崇古尚贤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他认为，尧舜之后，圣人之道衰败，于是社会动荡，民生悲苦，社会从原有和谐、美好的有序状态堕落为混乱、悲惨的无序状态。而要挽救这种无序的社会，恢复尧舜时的盛世，只有实践仁义这一圣人之道。他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 予不得己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他斥责杨朱和墨子的思想、认为是充塞仁义的诬民之邪说，宣称要像大禹治水防洪平天下、周公兼狄驱兽安百姓、孔子著《春秋》明大义一样，出来端正人心，灭除邪说。

　　孟子如孔子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一样，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万章上》），身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人生抱负。他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他甚至还以一副救世者的姿态宣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实际上，孟子大约自四十三岁起就奔走于邹、齐、鲁、宋、梁、滕等国之间，不断向诸侯王公宣扬自己的仁义学说，直到七十余岁无功而返。尽管孟子的思想主张与战国时代征战攻伐、崇尚强力的思想不相吻合，但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

　　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儒家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内容之一。它蕴涵着这样一种人生理念：人活着就该像贤达人士一样，把为天下人谋福祉当做自己人生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的目标。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大致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德政合一之倾向和泛道德主义之倾向，并造就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人生价值取向治国平天下，成为影响中国文化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民生为本，仁爱为怀

　　孟子的仁义学说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它渗透了孟子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人生精神。孟子首先积极肯定人民生活需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后坚持政治统治、国家管理要以天下苍生黎民为念，要以天下人民的生存生活为念，要体民心、察民情、以民为本，以民生为本，修行仁德，实行仁政。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本着民生为本、仁爱为怀的精神，他甚至敢于说出在那个时代可谓大逆不道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伦理政治观固然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有幻想通过仁政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幼稚性。但他这种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人生精神，却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崇义尚道，舍生取义

　　在《孟子告子上》第十章里，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起，论述了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而舍生命取道义的人生主张。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而舍生命取道义的人生主张。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继承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崇高人生精神，主张道义高于生命；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苟且偷生；宁不屈从避死。

　　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孟子告子上》）当人们有了崇高的道义追求，有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们就能自主自由地、合乎礼义地对待外界的种种利诱或威逼，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上》）。而面对义利的严重冲突，人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直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则这才算是真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大丈夫就要以身殉道，而不是以道殉身或以道殉人。

　　孟子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和以身殉道的崇高献身精神，后来发展成为泱泱中华的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和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不懈精神，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忧患以生，自强不息

　　先秦对忧患意识或忧患精神论述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就是孟子。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有的人之所以有很高的德行、智慧、本领、知识等，乃是因为他经常有灾患的伴随，所以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由此，孟子深刻地认识到忧患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从而认为要忧患以生、自强不息。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孟子举例说舜、傅说、胶融、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贤达人士最初都是生活在艰辛困苦之中，正是这种艰辛困苦，磨难了人生，砥砺了人生，锻炼了人生，丰富了人生，从而使他们能在以后大有所为。孟子认为，当人处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艰辛困苦中时要想到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胸怀抱负，坚定信念，从而不畏困苦，迎战困苦；孟子认为，人要生存，要有作为，要有出息，就要敢于直面内忧外患，就要历经一番艰辛困苦的磨难，就要历经一番肉体至精神的人生锤炼。

　　孟子这种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与他自承赞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一致的，与《周易乾》表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乐观、进取人生精神也是一致的。孟子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长乃至至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特定规律；孟子忧患为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应该说，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的文化精英的血脉中，渗透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的血脉中，并扩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显著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五、修心养性，自善其身

　　孔子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则进一步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皆可成为尧舜，主张人的一生一方面要身任天下、广有作为，另一方面又要修心养性、自善其身，从而在功名上和心性修养上都取得圆满。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孟子万章上》）孟子认为，要端正别人的言行和德性，就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和德性。如果不端正自己，那就无法端正别人，甚至包括自己身边的妻子，更不用说去匡正整个天下了。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做真正的君子，就要先正己，方可再正他人。

　　修心养性除了反躬自问、反身而诚之外，孟子认为还要养浩然之气。只要心中养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那么就能达到对外物不动心的崇高自由境界。实际上，孟子人生精神中的浩然之气和仁义是直接相关的。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者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气，就是一种超越生命的至大至刚的正义之气；这种气，与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人生精神，乃是浑然一体的。

　　正义先正己，正则要反躬自问、反身而诚和养浩然之气，甚至是清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孟子这种修心养性、自善其身的人生精神，是对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的重要补充。而修心养性、自善其身和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合在一起，恰恰就是儒家学说内圣外王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理念。

　　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十分丰富的，它是先秦中国古典文明孕育的绚丽结果，也是秦汉以后中国人生精神和民族性格发展的重要源泉。孟子的人生精神同先秦及其以后的其他思想学派的人文精神一道，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精神赖以建构和发展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