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错综类别的情形正是人类史上种种骚扰的源泉。战争，侵略，征服有史以来是如此，在有史以前未始不然……”。在马林诺斯基看来，这源于文化差异。
理性不等于文化。自启蒙时代以来，欧洲将人类的理性捧上神坛，人也因此享有于自然界中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无论是笛卡尔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哲学，还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以及边沁的功利主义，都是建立于理性至上的基础。人类相信通过理性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但是事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质技术的高度发达反而带来了经济大危机以及世界大战的恶果。
文化也不是独立于自然的独立的存在。曾经认为的“高贵气质”，与自然无关。但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源于人的自然需求，文化存在的意义或目的是满足人的直接或间接需求。从而确立了功能角度研究视角，不再赋予其形而上学视角的本质主义意味。
从功用角度来看，文化是一种手段的存在。那么有多少个现实目的，文化就有多少种解释。从文化的存在而言，艺术、知识、巫术等文化的需求与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作为手段的文化迫力的具体不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来自于人的需要。
稍有遗憾的是，从文化功能的视角，马林诺斯基未能提及文化的整合，将所有的矛盾都归于文化差异，这似乎有些武断。也许是他还未等到完成。《文化论》不过是其尚未发表的残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者费孝通先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马林诺斯基文化功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其所著《江村经济》、《乡土中国》都可以看成以田野调查为途径、运用文化功能论的成果，这是文化论对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如同费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所谈，马林诺斯基将吴文藻引为莫逆，更颇为重视中国文化的研究。“比较文化论，不能缺少中国，正如世界文化之大成，不能缺少中国也。”在西方中心论思潮的影响之下，重视遥远东方的文化乃至偏僻部落中的文化，更显难得。
这或许也是文化功能论所导向的结果：既然文化源自人之本能，而本能于各民族、各部落，那么，文化便不应评价高低，而唯应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