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知雨

　　读《傅雷家书》，人人都可以感受到傅雷作为一个父亲的温度，而我却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力度。

　　尽管傅雷在信中对傅聪嘘寒问暖，十分感人，但我却更加关注两人谈论艺术与文化的信件。

　　作为一个曾出过国、留过学，也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翻译家，傅雷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主旋律是兼容并包。他既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作品可以让人眼光宽广，又把汉代的精美石刻奉为精品，其开放而宽广的胸怀和贯通中西、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可见一斑。

　　傅雷是一个善于对比和求同存异的学者。他常在书信中谈起中国古代的诗词。他有时会将诗词独立提出，有时则与西方音乐同时谈起，寻找共同之处。比如，他认为，莫扎特、舒伯特都富于一种近乎于李白的气质，而萧邦乐曲的神髓则与某些中国古诗词颇具相像之处。

　　他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与分析，并不拘泥于诗歌和音乐，也有许多是针对于文化更深层之中优缺点的。这也体现了他不但长于探求细节，而且也对宏观的文化颇有些见解。

　　比如，他认为西方人的思想是混乱的，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又比如，在贝多芬的作品之中，始终充满了人（即自我）和神（即命运）的斗争，而在他最后的晚年里，人落在了下风，贝多芬在命运前低了头。是否低头没有定论，但西方思想的混乱由此可见。

　　实际上，西方宗教信仰之无我（非是现在所谓无我），与现代精神之有我之间的战争，尽管自文艺复兴之时便已开始，但一直到今天，仍未结束。

　　反观中国古代，由于诸子百家，无一以宗教信仰为人之根本，纵是后来传入的佛教，也极重视自我智慧的完全觉醒（彻悟），所以，中华民族不可能在思想上出现如西方人般的矛盾与混沌。

　　最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关于艺术与文化的绝佳评论，有相当一部分，是写于他被强加反党罪名，隔离审查期间。在这时，他的待遇差到了极致，每天甚至只能看五分钟书。对于一个爱书如命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情形几近人间地狱。但他依然在对文化和艺术提出着自己的想法，依然在谨慎而严密的思考着。

　　也许，只有这样无论境遇好坏，总有一颗求索之心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学者！